豆瓣上有一个名叫《所以996的人有孩子了怎么办》的帖子，一位网友描述了自己在国内一家互联网大厂亲眼目睹的情况：身为员工的父母在傍晚五六点钟去楼下广场，老人会带孩子过来，父母和孩子见上一面说说话，然后老人带孩子回家吃饭写作业，父母继续回工位搬砖到半夜。

腾讯新闻之前也拍过一部名叫《破局中的职场人》的纪录片，片中在互联网公司当主管的张婷经常加班到12点半，从望京开车回到数十公里外的家。1点多到家时女儿已经入睡。第二天6点，自己又要爬起床上班。她说自己最大的愿望是“没有工作，好好地陪孩子一天[1]”。

张婷的问题，一定程度反映当下互联网大厂员工父母的情况。对上一辈父母来说，18点到21点的大多是每天全家人其乐融融的时间。但在一线城市，新闻联播开始的时候往往也是大厂员工加班的开始。尤其是在互联网双职工家庭看来，陪伴孩子更成了一种奢侈。

“留守儿童”这个概念的提出是在2002年，《光明日报》在春节后刊发《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问题亟待解决》的报道，这个千万群体才开始得到社会主流关注——他们与在沿海城市打工的父母分居两地，只有在一年一度的春节才见上一面。

彼时中国刚刚入世，大规模的城镇化与产业转移开始吸收中西部劳动力，人口的大范围流动创造了“留守儿童”的问题。作为互联网职工的父母，他们现在同样跟当年的务工者如出一辙。前者的孩子虽然在大城市由老人或保姆照顾，但父母忙碌于工作，孩子几乎得不到陪伴，“互联网留守儿童”的苗头随之出现。

01. 看孩子的问题

在“让孩子赢在起跑线”还没有成为口号的计划经济时期，带娃并不是什么大问题。一方面，孩子基本处于放养状态。另一方面，国企提供了只有你想不到没有它做不到的服务。一些大型国企在厂区内设立幼儿园，解决就业的同时也把带娃问题一并解决了。

出手最阔绰的中石化甚至包揽了人的一生。在对下属企业涉足的社会职能范围进行统计后，中石化得出结论：一个人一生的社会过程，“从医院、幼儿园、学校、就业到火葬场，中石化全都有[4]”。

1980年代，在国企开办的托儿所里的孩子

这种局面随着1990年代“国企不再办社会”而发生变化。就托儿所而言，2000年，国家、集体办托儿所还有8万多所，五年后减少了70%。到2010年，这样的托儿所基本消失了。

与此同时，职场的工作时间不断增加。这种情况下出现的市场化的托儿市场，自然十分庞杂。如果想要把孩子送进私立双语类托儿机构，一个月的费用可能上万。

携程董事局主席梁建章在2018年了说了一句，“中国经济最大的风险是年轻人不爱生孩子”。在他眼里，幼儿看护困难是中国人生育痛苦指数之一：托儿所缺失、保姆的高成本以及老人缺乏精力照顾孩子，是年轻人不生孩子的重要顾虑。

携程曾用建设亲子园的方式效仿当初的国企办社会。按照设想，每天早上8点半，到携程上班的员工可以将孩子送到这家面向1.5-3岁幼儿，投资400万，占地800平米，地暖、新风系统以及儿童洗手间一应俱全的亲子园，下午6点半接孩子回家。但后来发生的事情，我们都知道。

近年来关于“请老人来带孩子要不要给钱”的讨论则凸显了代际之间的矛盾。另外，老人自身的身心状态同样值得注意，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此前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现有这样的随迁老人近1800万，占全国2.47亿流动人口的7.2%，其中专程来照顾晚辈的比例高达43%。

30年前，李安用《推手》讲述了一个老人从北京到美国，因为文化差异非但没有享受生活反而经历了种种无措的故事。现在，类似的剧情在中国的乡镇和城市间不断上演——老人在带娃之外可能没有其他生活和朋友，只能通过广场舞排解。“老漂族”一词应运而生。

面对996的工作和生活，就连红衣教主、360集团董事长周鸿祎都只能在媒体见面会上无奈地表示：“在座哪位能够真正做到快乐工作，平衡好家庭和工作关系，我就叫他一声大爷！”

实际上，带娃问题早就是世界性难题。虽然大家都知道用钱能解决一切，但是答题的时候，在怎么用钱、用多少钱的问题上，还是有不同的思路。

02. 彼岸镜鉴

“留守儿童”很可能并非只是中国遇到的问题。

2015年，《纽约时报》就用一篇《硅谷工作狂文化盛行，为人父母者叫苦》描绘过工作和生活不可兼得的问题。文中援引了数据库公司MongoDB前CEO的席雷森的例子。他忙的时候，每年飞行30万英里，还缺席了儿子的一次紧急手术。后来他因为选择辞职陪伴家人而被社畜们看作英雄。

不是每个人都有裸辞陪孩子的条件。没有老人帮忙照看孩子风俗的美国，一度近乎走上中国的老路，上演由政策主导的带娃，只是因为法案被叫停，才走上了市场化的道路。

1971年，国会两党联合投票通过了《全面儿童发展法案》（Comprehensive Child Development Act），该法案旨在全美创立一个联邦政府提供资金的儿童保育中心系统。这些中心为小童提供早期教育，并且为大童提供课后托管，同时也提供医疗和牙科服务。

但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否决了这个法案，在那个冷战年代，这种非常社会主义的设想基本没有市场。尼克松言辞激烈地表示该法案“让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一跃坠入黑暗的深渊”，会“在育儿问题上从以家庭为中心转变为社会集体的方式，从而让国家政府背负上巨大的道德责任。”

这番话体现的是美国重视个人和市场的逻辑，而这种逻辑也为日后日托中心市场的两极分化埋下了伏笔。沃顿商学院管理学教授斯图尔特·弗里德曼说：“当我们对比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在儿童保育方面所开展的工作，就会感到些许的尴尬和伤心，部分原因在于美国人的个人主义文化。大家都认为要自己靠自己。”

1981年，总统里根实施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其后果是中产阶级30多年收入一直停滞不前。为保持生活水准，美国母亲开始走出社会工作。同时，美国对提供儿童保育服务的企业给予税收优惠。

80年代后美国最大的变化是，女性开始走向工作岗位。这里面有平权运动的结果，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女性需要工作来补贴家庭开支。1966年，全美国只有20%的母亲在外工作，到了90年代末，这个比例上升到了60%。其中孩子不满6岁的母亲在外工作的比例从12%上升到了55%。

在政策和职场母亲激增情况下，日托中心横空出世。

这是一个高度市场化的行业。美国首都华盛顿日托中心，2016年平均年花费达到2.3万美元，价格甚至高过一些大学的学费。没钱的父母则只能把孩子送去由政府提供的综合条件较差公立幼儿园或者日托。

电影《当幸福来敲门》开头，威尔·史密斯饰演的男主角Chris因为没钱，只能把儿子寄养到价格便宜的唐人街托儿所“朱太日托”。在充满污言秽语的涂鸦墙上，“幸福”的英文“Happiness”都写错成了“Happyness”（电影的英文标题沿用了错误的拼法倒成为了影迷的梗）。

威尔·史密斯在电影里纠正拼写

英国的托儿以公办和私立为主，贵起来同样不遑多让。2014年，英国家庭和儿童基金会（Familyand Childcare Trust's）的年度报告说，许多英国家长每年为照看孩子付出的钱，要比一年的房屋贷款还多。报告中列举的情况略为特殊，但多少也体现了育儿的金贵。

英国政府已经把每年用于托儿费的补贴从60亿英镑增加到了70亿，尽管如此还是没有能赶上托儿费价格的飞涨。报告说，如果一个家庭有一个孩子在非全日制托儿所，还有一个孩子在课后活动班，该家庭每年为他们所付的费用平均为7549英镑。而根据2012年的统计数据，英国家庭每年所付的房屋贷款平均为7207英镑。

法国算得上是政策指导日托的翘楚了。在家庭津贴上，有越多抚养子女，领的钱就越多，四个或四个以上孩子的家庭每个月的补贴为467.24欧元（约合人民币3695元）。2011年，法国政府在鼓励生育方面的相关财政支出达830亿欧元，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5%。

在法语里，托儿所是Crèche，最早的意思是“耶稣诞生的场景”。与他国相比，法国的托儿所也如名字般更加神圣和规范，它们一般集中在大城市，可以由市政府、大区政府、家庭补助金库CAF、某个协会、职工工会等领导。

2012年，法国400多家大企业签署《公司父母雇员章程》，覆盖全国300万员工，旨在让职场父母有时间照顾孩子。6年后，法国推出放宽远程工作规定，劳工部长佩尼科更宣称，“职工在家办公是一项权利”。这也从某种程度上让家长可以工作和带娃双线操作。

国情的不同导致了中国只能参考海外情况，不能照抄。而摆在中国面前更实际的问题是，面对越来越多的“互联网留守儿童”，能够做些什么。

03. 尾声

1986年初，国家科委做了一个课题，研究在中国缩短工时的可能性。他们在全国圈定了几个主要大城市，包括北京、上海、广州、南京、长春等，在当地委托大学或研究机构做调研，涉及299个大中型工业企业和223个商业企业。

当时中国还是每周单休制度，课题组发现大部分单位的有效工时只有制度工时的40%到60%。也就是说一周48小时工作时间，有近20小时都在摸鱼。

在调查问卷里，课题组设计了一个问题：在“增加一天工资”和“不增加工资，增加一天休息”中，你选哪一个？课题组觉得在当时的经济状况下，大多数人肯定会选择“增加一天工资”，但结果是，80%的人选择了“增加一天休息”。

如今我们更多看得见的是互联网公司员工如何被工作狂虐，但忽略了这批互联网公司职工的下一代孩子，他们的童年时代缺乏父母陪伴，长大后会对他们个人以及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一个可以参考的先例群体是农村的“留守儿童”，我们已经听过太多关于他们不幸的故事。而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说“互联网留守儿童”是新一代的“留守儿童”，并非危言耸听。

从更广泛的角度看，互联网行业也只是城市众多行业中一个被媒体放大的行业，金融、广告媒体、医生等同样要996高强度工作的职业父母的孩子，面对的是同样困境。

用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吉尔博特的话来说：“十年后，你不会因为少做了一个项目而遗憾，但你会因为没有多陪孩子一个小时而遗憾”。

回到上文中国家科委的研究课题，时任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室副主任武欣曾提到，要说服决策者，报告需要一个更亮眼的点。他在后来的报告中提到，五天工作制的最大亮点在于：缩短工时，客观上能调整社会的劳动总投入，增加人们的闲暇时间，直接刺激消费[7]。

在离开国家科委之前，武欣曾研究过把工作日缩短到四天的可能性，但无疾而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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