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

我在描写人生微妙、难解却又真切人性的细节上。多数来自雷蒙德·卡佛的启发。
——村上春树
但爱这个字——这个字在逐渐变暗，变得沉重和摇摆不定并开始侵蚀这一页纸，你听。
——雷蒙德·卡佛《爱这个字》
你们在相遇之前也曾爱过别人……如果我们俩有谁出了事，我想另一个，.另一个人会伤心一会儿，你们知道，但很快，活着的一方就会跑出去，继续再次恋爱……所有这些，所有这些我们谈论的爱情，只不过是一种记忆罢了。甚至可能连记忆都不是。
——《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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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预览：
一、
我从家里骗了两千块钱，说是到苏州读书，其实是会个女网友。我们认识两年多了，在网上几乎每天都要甜言蜜语聊一会儿，不在网上我们会互通电话，照片也寄过了，还写十几页的信讨论人生，老婆来老公去的也已相称许久，甚至连见面后睡得细节都商量好了。我在家住得烦透了。那天早晨睁开眼，发现我爸坐在我床头发呆，他手里捏着一叠钱，像是一夜没睡，一脸的沮丧与落寞，看见我醒了，他长长叹了口气，盯着我说你现在撒谎就跟喝水一样，我不知道真假，你到底要去苏州干什么，但你大学毕业已经半年了，天天赖在家里也不是办法，这是我从外面工头那借的，以后你休想再从这儿要一分钱！他说这话时不时晃动着手里的钱，哗啦哗啦，像这钱着了火烧疼他的手。骗我爸实在太卑鄙了，他在外面做建筑工人，靠用独轮车推砖头出苦力养家。看着他青筋暴起的手，又干又瘦，指甲里满是油黑的污垢。有一会的工夫我充满了愧疚，但随即甩掉了这情绪，当我干什么啊，我是去会苏州美……
别忘了哟

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txt

　　找了很久。终于找到了。http://ishare.iask.sina.com.cn/f/7115257.html免费下载可能会方便一些。

　　我个人也比较喜欢雷蒙德卡佛。应该属于一种简约主义的代表人物。普通准确的言语中是令人彻骨的寒痛。从他的内在创作源泉来说，他个人是跌宕在苦难与失望之中。作品大多是社会中下层阶级，失业无告，婚恋变心，贫病自弃。写出了人和人的关系，清醒的写出了这群人的敏感、善变与无能为力。

　　梁文道对此书评论的时候说：“就是雷蒙德·卡佛一开始交稿子出去，到了最后这本书出来的过程。这个中间发生了很多事情，两本书简直像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书名改了，里面很多的短篇小说文章的题目名字改了，里面有一些大量的情节，大量的东西被省略掉了。

　　这本书《Collected Stories》的编辑还做了一个统计。这个统计是这样的，他们就说这个书里面也许有差不多58%，就是雷蒙德·卡佛原稿的58%被删去。这里面被删了，而且他们做了很精密的数字统计，就是有一篇文章，这篇东西被刊出的时候，不只被改名了，叫做《修理先生和咖啡先生》（Mr.Coffee and Mr.Fixit），变成这篇小说的时候，它总共被删掉了78%的内容。

　　到底这是怎么回事呢？这里面就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必须要提到，而这个人物就在Carol Sklenicka写的文章里面讲的很清楚，就是叫做高登·里什（Gordon Riche）的一个编辑，高登·里什可以说是雷蒙德·卡佛的伯乐，是早年对他影响最大的一个人之一。

　　他是个文学编辑，他曾经做过美国版《时尚先生》（Esquire）的小说编辑。正是在那里，他鼓励雷蒙德·卡佛多给他小说，然后帮他引见，帮他打入美国的出版界，然后帮他去出书。在他努力的运筹下面，雷蒙德·卡佛出了第一本受到重视的书，也是得到国家图书奖的《请你安静些，好吗？》，然后，后来他还一直帮忙雷蒙德·卡佛，所以雷蒙德·卡佛一直很感激他。

　　我们要注意这个帮忙不是一般的帮忙，美国的编辑会在作者身上下很多功夫。他们甚至会痛下杀手的去修改你的东西，但是我看完这本选集，跟看完他的传记之后，我就发现我好像还没有见到第二个编辑像他这么狠的，他几乎是重新改写了雷蒙德·卡佛的小说。

　　在一开始的时候，这种改写雷蒙德·卡佛还能够接受。为什么？因为雷蒙德·卡佛，我们知道他的写作生涯是非常、非常困苦的，他这一生非常坎坷。就在他的第一本小说集《请你安静些，好吗？》出版的第二天，他就被带去法庭审判，说他诈骗政府的福利金，然后他的太太还要带着昨天刚刚新鲜出炉的小说，在法庭上面告诉法官，说“你看我丈夫，他其实是个有出息的人，他写书”，还得这样子。

　　所以他那个时候，他为什么要写短篇小说，他是利用他的空余时间，他只能够写短篇小说。在这种情况下，他很渴望自己的作品能够被顺利出版，不管这个编辑有什么要求，他都希望尽量去迎合，而且他是长期的酗酒鬼（Alcohol ghost）。这种酒鬼在康复过程里面，会出现一种症状，总是想讨人喜欢，然后这个时候，雷蒙德·卡佛就任由这个编辑去编改他的东西，但是等到这一部《当我们在谈论爱情的时候 我们在谈论什么》要出版的时候，雷蒙德·卡佛终于受不了，因为他发现最后这本书出来，简直不像是他写的，这两人才终于翻脸。”

　　这种情况下雷蒙德卡福写了这本书。我相对喜欢大教堂一些。而我们大部分人了解到他是从日本作家村上春树的书中获知他的信息。对于村上和卡福的共同梁文道说：“简约主义，他在这方面最集大成的代表作，就是他第二部小说集《当我们在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注意到这个书名吗，我以前不是曾经跟大家介绍过村上春树的《当我们在谈论跑步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村上春树的那书，就是在向雷蒙德·卡佛致敬。

　　事实上，雷蒙德·卡佛的日文版的翻译者之一，就是村上春树，村上春树很喜欢他，也很受到他的影响。所以有时候，你也会知道雷蒙德·卡佛跟村上春树的这种共同性，就是村上春树也会有某种的极简主义，但更重要的不只是表面的极简，而是用极简达到什么样的效果。

　　我们就来看看《当我们在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这部小说，这里面其中一篇叫做《为什么不跳舞》。它讲的是什么呢？就是美国有这么一些Garage Sale，就是我们知道美国的房子很多都有车库、车房。往往一些家庭会把家里面不用的东西，就堆在车库车房外头标上价，通常是礼拜六、礼拜天，让路过的人停下来买一买，等于是旧物回收，旧物买卖这样子。

　　他讲的就是有这么一个人，在家门口前就摆起这个拍卖。他几乎是把整副家当拿出来，坐在那上头又喝酒又什么，就像把客厅搬到户外之外，然后有一对青年男女路过了，就下来买。

　　这中间的故事，就是讲他怎么样邀请这对年轻男女坐下来，跟他喝酒听音乐，甚至，然后开始跳舞。整个过程，你就看到这个男人是没有什么情绪反应，而叙事者也是一个冷眼旁观的，第三人称的叙事者，看着整件事情的发生。到了最后，这个要卖东西的男人跟那个女孩，就是那对青年男女，其中一个女孩，两个在跳舞。跳着，跳着舞的时候，女孩先闭上眼睛又睁了开来，她把脸埋在男人的肩膀上，她把男人往近拉了拉，然后这女孩就跟他说“你肯定是很绝望或怎么了”。

　　你想想看这句话，就整篇小说，没有什么情绪的部分，除了到这句话，她忽然冒出一句“你是不是很绝望”，然后整个绝望的气氛本来一直就在压抑在那个小说。你可以完全想象这个男人，他有点像个酒鬼，他大概是妻离子散，家里面什么都没有了，然后东西拿出来卖，无所事事，不知道明天该怎么活下去。这个气氛一直都在，但没有点穿，直到这句话为止，但是，如果就到这句话为止，你可能会觉得这个小说，那种压抑的气氛就穿了。

　　他不，我们接下来看，他居然后面又写道，几个星期后，刚才说那句话那个女孩子，她跟她的朋友在说。这个家伙中年人的样子，他所有的东西都在院子里放着，没骗你，我们喝多了，还跳着舞，就在车道上。哦，天哪，别笑，他给我们放唱片。你看这个唱片机，老家伙送给我们的，还有这些唱片，你还想看看这些玩意吗。她不停的说着，她告诉所有的人，这件事里面其实有更多的东西，她想把它们说出来，过了一会，她放弃了。

　　这话是怎么回事，到了最后这一小段。这个绝望男人的故事，变成一个年轻女孩口中的笑谈，或者奇异的见闻。她要跟她的朋友说说这么一个怪家伙，就是一个悲剧到另一个人的嘴中，变成像个闹剧，但是这个闹剧又那么的微不足道，那么的繁长。乃至于这里头好像有点什么，但也好像说不出来了。你想想看，这就是雷蒙德·卡佛的一个很大的特色，那种很干枯的，一种绝望的气氛，就弥漫在这些低下阶层的生活圈子里面。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看它这里面，这本小说集里面几乎充斥着大量的这种片断跟情节。当然有时候，他会制造一些悬疑效果，比如说牵涉到谋杀犯，牵涉到一对夫妇要离婚，要吵架，要抢夺婴儿，两个人一抢的时候，这孩子最后不晓得被掉到地上，还是被撕裂。

　　这些地方的省略会有一种悬疑的效果，但是更多的时候，这种简单的写作方法却造出一种神秘的失意。一种你没有办法完全说清楚，但是又笼罩在这些人的日常生活上的哀愁。它可能是很昏黄的，但是又不能够说是淡淡的哀愁，也不能说是浓烈的悲伤，只能说是一种很苍白，很无力，你没什么事情可以做得到的一种绝望的哀愁。”

　　这同村上作品表现出简约的力量不谋而合。

　　下文为摘：
　　谈论雷蒙德·卡佛时，我们谈些什么

　　他那底层人的生活和坚定的文学野心，他反“美国梦”的经历，他的爱与死，

　　总是不断地被人提起

　　村上春树有本书叫《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熟悉村上其人其事的人一眼就知，这个题目是在向美国小说家雷蒙德·卡佛(Raymond Carver)的短篇小说集《谈论爱情时我们谈些什么》(What We Talk about When We Talk about Love)致敬。略为讽刺的是，在小资风潮席卷过的中国，前者的盛名远超后者之上，卡佛的名字是随着“村上春树、苏童崇拜的作家”之类的名号传开的。

　　卡佛生于1938年，死于1988年。从1988年到如今的20年间，每隔几年，美国评论界总会藉由种种话题重新开始讨论卡佛，讨论他的文学遗产，他那底层人的生活和坚定的文学野心，他反“美国梦”的经历，他的爱与死。而这个“雕刻者”(Carver)的故事，却被时间一次次重新雕刻，呈现不同的面貌。他的小说技巧被定义，被模仿，被怀疑，到定义本身被颠覆；他的蓝领孤胆英雄般的人生传奇，逐渐成了另一个版本——不负责任的浪荡酒鬼，一如他自己或者另一个雷蒙德(雷蒙德·钱德勒，侦探小说家)笔下的人物。也许唯一不变的，只有爱他的读者相似的精神气质。

　　在中国，谁读卡佛？

　　2009年的年初，肖铁翻译的卡佛短篇小说集《大教堂》面世，而年尾则是汤伟的《雷蒙德·卡佛短篇小说自选集》，卡佛仿佛终于在中国找到了热度。这两本书正如卡佛在美国本土的成名作《谈论爱情时我们谈些什么》，受到“极简主义”的追捧。而2009年的自选集，则是其作品的“未被剪辑”版，仿佛是时间对卡佛的再次证明，历史的再一次清算。

　　《大教堂》出版之后，在涵芬书店曾有一次卡佛读者的交流会。然而，最后却转向了一个问题：“在中国，谁在读卡佛？”卡佛一生所写的人物，都是中产阶级的下层，很快就要滑落底层的危机人士，但却依然呆滞虚无地应对着生活的残酷。而在中国，卡佛的读者却是刚刚得意的中产人士。“小二”恰是读卡佛的这样一批中产的代表——海归、高级工程师、美国公司高管，在美国有别墅有泳池，但是却一直在互联网上翻译卡佛的小说。

　　“小二”就是不久前出版的《雷蒙德·卡佛短篇小说自选集》的译者汤伟。2005年网络博客兴起不久，Blogbus有了一个名为“寻找雷蒙德·卡佛”的博客，博主为“三色”。三色是兰州的一个公务员，因为喜欢卡佛，但在国内看到卡佛的文章很少，就建了这个博客“寻找”相似喜好的人，寻找雷蒙德·卡佛的文字。正是在这个博客上，三色认识了已身在美利坚的小二。这个喜欢文学的工科生早在1985年在成都工作时，就与万夏等“莽汉主义”诗人相识，开始写诗，翻译小说。在一次回母校清华大学拜访格非时，格非向小二提起了卡佛的小说。不久后，他就喜欢上了卡佛的小说，并开始着手翻译。“寻找雷蒙德·卡佛”寻找到了小二，他每每翻好一篇，就给三色发过去，三色再在博客上发表。正是从这里，越来越多的人走进了卡佛的文字世界。

　　推崇卡佛多年的苏童曾说：“雷蒙德·卡佛早死了，喝酒喝死的，我对这种喝酒喝死的人，天生有一种爱。”正如村上春树风潮体现着爵士、威士忌等文化汹汹来袭的时代，和那代年轻人心灵中一片空落落的虚无，卡佛的每一个短篇都好像是梦刚刚醒来的一刻，他的读者大多清楚地走过现实的挣扎，不喜欢“装”，明白格调和反格调都是殊途同归的媚俗，他们大多零零散散分散在各个角落不声张，敏感孤独但从来不会标榜，内心却从不妥协走向了宽容——这种前后正反的美学对称，一如卡佛小说中的诗性。

　　小说家与故事里的人

　　“你不是你笔下的人物，但你笔下的人物是你。”这是雷蒙德卡佛在生前几年接受采访时候的回答。他面对的是记者们对一个问题的反复扩展——你写的全是蓝领阶层，中下层人物，总是面对着生活的危机，这是不是你自己生活的写照？

　　“我当然要用条皮带拴住他。”卡佛的母亲在多年后的一次采访中曾这样透露自己带孩子的方法。雷蒙德·卡佛1938年生在美国俄勒冈，父亲是锯木厂的工人，酗酒；母亲在餐厅当招待，五年后，卡佛又多了一个弟弟。这样的一家人就像“美国梦”泡沫之湿漉漉的流浪狗，贫苦，居无定所。全家人不久后搬到了华盛顿的Yakima。逃课去钓鱼、打猎……这些场景正是卡佛成长的写照。1956年，是卡佛人生的第一个转折点，18岁高中毕业后的他和父亲一起到了加州Chester的一间锯木厂工作，在这年，卡佛爱上了写作。之后，他开始了旋转木马般的环游生活，从加州的Paradise搬到另一个城市Chico，到艾奥华，到萨克拉曼多，回到加州的帕罗奥图，圣荷西市，圣克鲁兹市，库比提诺，洪堡河湾……无怪朋友们都开始叫他“奔狗”，也无怪他母亲当年的先见之明。在这些漫长迂回的美国中西部颠簸旅程里，陪伴他的一直是妻子玛丽安·伯克和两个孩子——克里斯汀和万斯。

　　在他们摄于1972的一张黑白照片中，玛丽安·伯克露出了酷似梅丽尔·斯特里普般美丽的侧脸，她微张着嘴笑着，对卡佛低眉而视，露出无限的柔情，卡佛的脸有点臃肿，笑容随意而漫不经心，他的脸退到了玛丽安的后面，深深躲入照片之中，你很容易就能察觉出这段感情中的蛛丝马迹。他们相识时，卡佛17岁，玛丽安才15。1957年她从天主教女子学校毕业后他们就举行了婚礼，16岁的玛丽安肚子里已经有了2个月大的克里斯汀，一年后他们又添了万斯。在随后的岁月里，卡佛当过工厂守门人、邮差、图书馆助理，但这仅仅是谋生的手段，写作与酒精，才是他生命的全部。在还没毕业时，玛丽安曾为了送给卡佛一台打字机，当过果园的工人，而随后的20年，她不断践行着为丈夫奉献。为了这个她命中注定的爱人、宿命、克星，她当了20年的酒吧招待、餐厅侍应、百货公司售货员、秘书，最后到英文老师。

　　在《他们不是你的丈夫》里，卡佛写了这样的一个故事，失业的丈夫去妻子当餐厅侍应的地方蹭酒喝，听到了别的顾客议论自己妻子的臀部，回家就要求妻子节食。妻子一周后就减掉了5磅，再一周，9磅5，妻子回家抱怨，说同事们“说我都不像我了”。而丈夫只是回答“他们又不是你的丈夫”。故事中的妻子并非美丽苗条的玛丽安，但是在他们20年的婚姻里，卡佛的酗酒、让玛丽安付酒钱的事却是惯例。尽管不是要求妻子节食，卡佛的占有欲同样明显，玛丽安需要忍受卡佛为了“自由的感觉”的出轨，但是相反的事情却不能成立。一次醉醺醺的卡佛，看到同样喝醉的玛丽安与另一人调情时，他毫不犹豫地拿起红酒瓶砸了她的头，把玛丽安耳后的动脉割开了，差点要了她的命。

　　多年后在一本回忆前夫的书中，玛丽安对于丈夫的酗酒，对于婚姻中的漂泊、穷苦、争吵、暴力似乎仍没有一丝怨言。她这样理解：“雷和我用心灵来生存，他告诉我‘如果我们不笑，我们就会哭。’雷才20，我还不到20，我们都有恐惧、追求……我们还在锻造婚姻生活的价值，还在寻找着思考能框住生活，让我们承受这个多变的世界……雷为他的家庭负担得够多了，甚至他写作的发展也被耽误了。如果没有我，没有克里斯汀和万斯，如果不是因为我们两家，雷也许有更多金钱上的自由……我们给他的是一个能回家的地方，或好或坏。”这样谦卑的语气，玛丽安甚至认为是自己对不起她的“雷”。

　　婚姻与酗酒，互为恶化的因果。60年末70年初，卡佛逐渐在文坛展露头角，在参加完写作训练班一年后，卡佛先是在科学研究出版社当文字编辑，70年代开始在大学教书，后来成为了写作训练班的老师，并开始在《绅士》杂志发表小说。但是酒精依然如影随形，卡佛曾经写到自己和约翰·契弗的相识，在一次艾奥华写作训练营当老师时，两人一字未写，一半时间教书，一半时间就是聚在一起痛饮。不久后，契弗加入了AA(戒酒协会)，而卡佛依然如故，甚至因此三次被送到了医院。1976年，他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请你安静好吗》终于得以发表。

　　1977年，他在AA的帮助下戒了酒。一年后，卡佛在达拉斯的一次作家会议上认识了女诗人苔丝·格拉赫，第二年的5月到8月，他们在华盛顿安琪拉港朝海的一间小木屋里住在了一起，卡佛与玛丽安的婚姻，也走到了尽头。

　　对于1978年，苔丝和玛丽安自有不同的描述。苔丝说，卡佛和玛丽安的婚姻跌到了谷底，卡佛在戒酒，情绪低落，是她的出现挽救了卡佛，并给了他一次重生。而玛丽安则说“在我38时，我决定离开雷的生活，因为我从心里相信，这是他想要的。他一直都没有叫我离开，无论他做了什么说了什么，他一直坚守在我们的婚姻里，从来没有直接说过要离婚。”她曾对卡佛说：“你以前的运气实在太坏了，但是你遇到了我。”而卡佛则公开说：“要我回到以前的生活，我还不如服毒。”说的是酒精，但说得更多的是玛丽安。

　　卡佛的编辑戈登·林奇在劝玛丽安离开时曾说：“雷是个伟大的艺术家。如果你可以放他走，如果你可以让他从生活的琐碎需求中解放出来，他不知道还能有多伟大呢。”而玛丽安则淡淡回答，我早就知道他伟大，我比所有人知道得都早。然而，无论多么不甘，卡佛确确实实是在遇到苔丝之后“转运”——在开始同居的4个月里，卡佛居然写了200首诗，1981年《谈论爱情》出版，卡佛兴奋地对苔丝说：“宝贝，我们已经永载史册了。”而玛丽安则一气之下去了湾区，在那里她一无所有，40岁重新开始做起了餐厅女招待。25年的婚姻里，他们争吵、分手、再和好，“从来没有幸福，不是彻底的快乐，就是彻底的沮丧。”她给了他一生的素材，但是他亲手把她变成了失去一切的人，她就是雷蒙德·卡佛故事里的精髓，她就是卡佛故事里的人。

　　苔丝和卡佛有这么一张黑白照，苔丝撑着一把日式纸伞，眉毛像线一样细长，她用和当年玛丽安同样的姿态注视着卡佛，但是目光中有小女孩占有玩具一样的喜悦。1988年，卡佛死于肺癌。几年前在诊断出绝症时，卡佛就和苔丝结了婚。卡佛死后，苔丝得到了几乎卡佛所有的积蓄21.5万美元，玛丽安和两个孩子只得到了1万美元，而卡佛78岁的母亲则更少。卡佛把所有作品的处置权，给了苔丝。

　　评论界多年来一直将卡佛没有写出长篇小说归咎于玛丽安，和她代表的琐碎生活。11年后，斯蒂芬·金在《纽约时报》上评论卡佛的传记时写道，尽管传记作家没有评论卡佛遗嘱的处理，“但我很高兴地帮她说，这是极不公正的。”

　　被删节与篡改的“极简主义”

　　“写短篇小说与写诗之间的相似程度，要超过些写短篇小说与写长篇小说之间的相似程度。”卡佛曾这样说，短篇小说与诗歌，是他的最爱，卡佛一生共完成了60余部短篇小说，写下了300多首诗歌和一些杂文、评论文章等。对不写长篇的解释可谓著名：在颠簸劳碌的前半生，他需要那些一坐下就能一气写完的故事，他没有时间谋思长篇。没写过一部长篇小说，却被誉为“20世纪后半叶最重要的美国小说家”。“自海明威之后最出色的美国小说家”，崇拜者也多把他与海明威联系起来，甚至有人把“冰山”理论运用到卡佛对场景的调度和语言精炼的分析之上。但是套用卡佛本人所说的话，“卡佛与海明威之间的相似程度，远不及卡佛与契柯夫之间的相似程度。”卡佛一直醉心于后者，在死前一年，他在《纽约客》上发表了《差事》，写的是这位虚构作家的死，其实，他自己已经听到了死亡的脚步声，他把自己比作了契柯夫。要说两人的不同，契柯夫擅长讽刺，而卡佛则是巨大的沉默，沉默背后潜藏着诗意。

　　70年代末成名到如今的30年间，多少人捧着卡佛的小说，研究他的“极简主义”风格，然而，他对美国文学后来的影响，多少寥寥。“极简主义”的文字信奉者，无人能出卡佛之右。评论家开始嘀咕，“极简主义”生命力不足，卡佛的风格难以被模仿。两年前，随着卡佛曾经的编辑、《绅士》杂志的Gordon Lish浮出水面，评论家才住口。卡佛的遗孀苔丝向纽约时报首次透露，从最初刊登在《绅士》的文章，卡佛的大部分小说很多都遭到Gordon Lish“利笔”的砍伐。真正的“极简主义”信奉者，是Gordon。由于急于把作品发表，卡佛只能向他妥协。1981年，卡佛交给Gordon《初学者》(beginner)初稿，拿到第二稿后，他发现被删掉了许多，并被改名为《谈论爱情时我们谈些什么》，卡佛有些不满，写信与Lish商议。等他拿到第三版时，才发现删得更多。“其中的一些删节，令人心碎”，斯蒂芬·金如此评论。

　　面对如此缩水，卡佛极克制地给Gordon写了信，希望能至少回到第二版本，然而，编辑并没有回信，而《谈论爱情时我们谈些什么》与“极简主义”就这样成为了卡佛的标签。到1983年，卡佛稍有名气后，他威胁Gordon如果依然砍伐“篡夺”他的小说，他就会转投其他出版社，《大教堂》才得以第一次现出了卡佛的风格。而一年后，卡佛才真正与Gordon分道扬镳，摆脱了后者10多年“切肉刀”一样的统治。而卡佛被篡改的小说，有17篇之多。

　　“你开始写。有时你找不到你在故事里努力想表达的东西，直到你换了一行，知道你忽然间明白故事走向何方。你必须一边走一边去寻找。” 卡佛曾经在接受采访时这样描绘自己修改小说的状态，这句话同样适合于读者。在卡佛平实如流水账一样的行文里，你总不知道自己被带向何处，直到换了一行，卡佛的影子忽然跳出来，出现了一句与故事内容不相关的描述，你忽然就明白自己身在何处。

　　写窥视邻居生活的夫妇时，忽然写到了水面上的蚂蚁；写被妻子赶出门的丈夫，在离去时拿了六个派，每一个抵她的十次背叛：“车道上，他在黑暗中打开车门时候掉了一块派。”他写父亲的一生，写了无数行的流水账，他写了《毁掉我父亲的四件事》，却没有一件事真的有多重要，不带任何感情，但却能在最后一句让你明白过来，那是另一种深刻的情感。比起小说，这确实是更接近与诗歌的表达——平实语句下的曲折感情，不经意意象后的另一种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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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本书《Collected Stories》的编辑还做了一个统计。这个统计是这样的，他们就说这个书里面也许有差不多58%，就是雷蒙德·卡佛原稿的58%被删去。这里面被删了，而且他们做了很精密的数字统计，就是有一篇文章，这篇东西被刊出的时候，不只被改名了，叫做《修理先生和咖啡先生》（Mr.Coffee and Mr.Fixit），变成这篇小说的时候，它总共被删掉了78%的内容。

　　到底这是怎么回事呢？这里面就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必须要提到，而这个人物就在Carol Sklenicka写的文章里面讲的很清楚，就是叫做高登·里什（Gordon Riche）的一个编辑，高登·里什可以说是雷蒙德·卡佛的伯乐，是早年对他影响最大的一个人之一。

　　他是个文学编辑，他曾经做过美国版《时尚先生》（Esquire）的小说编辑。正是在那里，他鼓励雷蒙德·卡佛多给他小说，然后帮他引见，帮他打入美国的出版界，然后帮他去出书。在他努力的运筹下面，雷蒙德·卡佛出了第一本受到重视的书，也是得到国家图书奖的《请你安静些，好吗？》，然后，后来他还一直帮忙雷蒙德·卡佛，所以雷蒙德·卡佛一直很感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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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上，雷蒙德·卡佛的日文版的翻译者之一，就是村上春树，村上春树很喜欢他，也很受到他的影响。所以有时候，你也会知道雷蒙德·卡佛跟村上春树的这种共同性，就是村上春树也会有某种的极简主义，但更重要的不只是表面的极简，而是用极简达到什么样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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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讲的就是有这么一个人，在家门口前就摆起这个拍卖。他几乎是把整副家当拿出来，坐在那上头又喝酒又什么，就像把客厅搬到户外之外，然后有一对青年男女路过了，就下来买。

　　这中间的故事，就是讲他怎么样邀请这对年轻男女坐下来，跟他喝酒听音乐，甚至，然后开始跳舞。整个过程，你就看到这个男人是没有什么情绪反应，而叙事者也是一个冷眼旁观的，第三人称的叙事者，看着整件事情的发生。到了最后，这个要卖东西的男人跟那个女孩，就是那对青年男女，其中一个女孩，两个在跳舞。跳着，跳着舞的时候，女孩先闭上眼睛又睁了开来，她把脸埋在男人的肩膀上，她把男人往近拉了拉，然后这女孩就跟他说“你肯定是很绝望或怎么了”。

　　你想想看这句话，就整篇小说，没有什么情绪的部分，除了到这句话，她忽然冒出一句“你是不是很绝望”，然后整个绝望的气氛本来一直就在压抑在那个小说。你可以完全想象这个男人，他有点像个酒鬼，他大概是妻离子散，家里面什么都没有了，然后东西拿出来卖，无所事事，不知道明天该怎么活下去。这个气氛一直都在，但没有点穿，直到这句话为止，但是，如果就到这句话为止，你可能会觉得这个小说，那种压抑的气氛就穿了。

　　他不，我们接下来看，他居然后面又写道，几个星期后，刚才说那句话那个女孩子，她跟她的朋友在说。这个家伙中年人的样子，他所有的东西都在院子里放着，没骗你，我们喝多了，还跳着舞，就在车道上。哦，天哪，别笑，他给我们放唱片。你看这个唱片机，老家伙送给我们的，还有这些唱片，你还想看看这些玩意吗。她不停的说着，她告诉所有的人，这件事里面其实有更多的东西，她想把它们说出来，过了一会，她放弃了。

　　这话是怎么回事，到了最后这一小段。这个绝望男人的故事，变成一个年轻女孩口中的笑谈，或者奇异的见闻。她要跟她的朋友说说这么一个怪家伙，就是一个悲剧到另一个人的嘴中，变成像个闹剧，但是这个闹剧又那么的微不足道，那么的繁长。乃至于这里头好像有点什么，但也好像说不出来了。你想想看，这就是雷蒙德·卡佛的一个很大的特色，那种很干枯的，一种绝望的气氛，就弥漫在这些低下阶层的生活圈子里面。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看它这里面，这本小说集里面几乎充斥着大量的这种片断跟情节。当然有时候，他会制造一些悬疑效果，比如说牵涉到谋杀犯，牵涉到一对夫妇要离婚，要吵架，要抢夺婴儿，两个人一抢的时候，这孩子最后不晓得被掉到地上，还是被撕裂。

　　这些地方的省略会有一种悬疑的效果，但是更多的时候，这种简单的写作方法却造出一种神秘的失意。一种你没有办法完全说清楚，但是又笼罩在这些人的日常生活上的哀愁。它可能是很昏黄的，但是又不能够说是淡淡的哀愁，也不能说是浓烈的悲伤，只能说是一种很苍白，很无力，你没什么事情可以做得到的一种绝望的哀愁。”

　　这同村上作品表现出简约的力量不谋而合。

　　下文为摘：
　　谈论雷蒙德·卡佛时，我们谈些什么

　　他那底层人的生活和坚定的文学野心，他反“美国梦”的经历，他的爱与死，

　　总是不断地被人提起

　　村上春树有本书叫《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熟悉村上其人其事的人一眼就知，这个题目是在向美国小说家雷蒙德·卡佛(Raymond Carver)的短篇小说集《谈论爱情时我们谈些什么》(What We Talk about When We Talk about Love)致敬。略为讽刺的是，在小资风潮席卷过的中国，前者的盛名远超后者之上，卡佛的名字是随着“村上春树、苏童崇拜的作家”之类的名号传开的。

　　卡佛生于1938年，死于1988年。从1988年到如今的20年间，每隔几年，美国评论界总会藉由种种话题重新开始讨论卡佛，讨论他的文学遗产，他那底层人的生活和坚定的文学野心，他反“美国梦”的经历，他的爱与死。而这个“雕刻者”(Carver)的故事，却被时间一次次重新雕刻，呈现不同的面貌。他的小说技巧被定义，被模仿，被怀疑，到定义本身被颠覆；他的蓝领孤胆英雄般的人生传奇，逐渐成了另一个版本——不负责任的浪荡酒鬼，一如他自己或者另一个雷蒙德(雷蒙德·钱德勒，侦探小说家)笔下的人物。也许唯一不变的，只有爱他的读者相似的精神气质。

　　在中国，谁读卡佛？

　　2009年的年初，肖铁翻译的卡佛短篇小说集《大教堂》面世，而年尾则是汤伟的《雷蒙德·卡佛短篇小说自选集》，卡佛仿佛终于在中国找到了热度。这两本书正如卡佛在美国本土的成名作《谈论爱情时我们谈些什么》，受到“极简主义”的追捧。而2009年的自选集，则是其作品的“未被剪辑”版，仿佛是时间对卡佛的再次证明，历史的再一次清算。

　　《大教堂》出版之后，在涵芬书店曾有一次卡佛读者的交流会。然而，最后却转向了一个问题：“在中国，谁在读卡佛？”卡佛一生所写的人物，都是中产阶级的下层，很快就要滑落底层的危机人士，但却依然呆滞虚无地应对着生活的残酷。而在中国，卡佛的读者却是刚刚得意的中产人士。“小二”恰是读卡佛的这样一批中产的代表——海归、高级工程师、美国公司高管，在美国有别墅有泳池，但是却一直在互联网上翻译卡佛的小说。

　　“小二”就是不久前出版的《雷蒙德·卡佛短篇小说自选集》的译者汤伟。2005年网络博客兴起不久，Blogbus有了一个名为“寻找雷蒙德·卡佛”的博客，博主为“三色”。三色是兰州的一个公务员，因为喜欢卡佛，但在国内看到卡佛的文章很少，就建了这个博客“寻找”相似喜好的人，寻找雷蒙德·卡佛的文字。正是在这个博客上，三色认识了已身在美利坚的小二。这个喜欢文学的工科生早在1985年在成都工作时，就与万夏等“莽汉主义”诗人相识，开始写诗，翻译小说。在一次回母校清华大学拜访格非时，格非向小二提起了卡佛的小说。不久后，他就喜欢上了卡佛的小说，并开始着手翻译。“寻找雷蒙德·卡佛”寻找到了小二，他每每翻好一篇，就给三色发过去，三色再在博客上发表。正是从这里，越来越多的人走进了卡佛的文字世界。

　　推崇卡佛多年的苏童曾说：“雷蒙德·卡佛早死了，喝酒喝死的，我对这种喝酒喝死的人，天生有一种爱。”正如村上春树风潮体现着爵士、威士忌等文化汹汹来袭的时代，和那代年轻人心灵中一片空落落的虚无，卡佛的每一个短篇都好像是梦刚刚醒来的一刻，他的读者大多清楚地走过现实的挣扎，不喜欢“装”，明白格调和反格调都是殊途同归的媚俗，他们大多零零散散分散在各个角落不声张，敏感孤独但从来不会标榜，内心却从不妥协走向了宽容——这种前后正反的美学对称，一如卡佛小说中的诗性。

　　小说家与故事里的人

　　“你不是你笔下的人物，但你笔下的人物是你。”这是雷蒙德卡佛在生前几年接受采访时候的回答。他面对的是记者们对一个问题的反复扩展——你写的全是蓝领阶层，中下层人物，总是面对着生活的危机，这是不是你自己生活的写照？

　　“我当然要用条皮带拴住他。”卡佛的母亲在多年后的一次采访中曾这样透露自己带孩子的方法。雷蒙德·卡佛1938年生在美国俄勒冈，父亲是锯木厂的工人，酗酒；母亲在餐厅当招待，五年后，卡佛又多了一个弟弟。这样的一家人就像“美国梦”泡沫之湿漉漉的流浪狗，贫苦，居无定所。全家人不久后搬到了华盛顿的Yakima。逃课去钓鱼、打猎……这些场景正是卡佛成长的写照。1956年，是卡佛人生的第一个转折点，18岁高中毕业后的他和父亲一起到了加州Chester的一间锯木厂工作，在这年，卡佛爱上了写作。之后，他开始了旋转木马般的环游生活，从加州的Paradise搬到另一个城市Chico，到艾奥华，到萨克拉曼多，回到加州的帕罗奥图，圣荷西市，圣克鲁兹市，库比提诺，洪堡河湾……无怪朋友们都开始叫他“奔狗”，也无怪他母亲当年的先见之明。在这些漫长迂回的美国中西部颠簸旅程里，陪伴他的一直是妻子玛丽安·伯克和两个孩子——克里斯汀和万斯。

　　在他们摄于1972的一张黑白照片中，玛丽安·伯克露出了酷似梅丽尔·斯特里普般美丽的侧脸，她微张着嘴笑着，对卡佛低眉而视，露出无限的柔情，卡佛的脸有点臃肿，笑容随意而漫不经心，他的脸退到了玛丽安的后面，深深躲入照片之中，你很容易就能察觉出这段感情中的蛛丝马迹。他们相识时，卡佛17岁，玛丽安才15。1957年她从天主教女子学校毕业后他们就举行了婚礼，16岁的玛丽安肚子里已经有了2个月大的克里斯汀，一年后他们又添了万斯。在随后的岁月里，卡佛当过工厂守门人、邮差、图书馆助理，但这仅仅是谋生的手段，写作与酒精，才是他生命的全部。在还没毕业时，玛丽安曾为了送给卡佛一台打字机，当过果园的工人，而随后的20年，她不断践行着为丈夫奉献。为了这个她命中注定的爱人、宿命、克星，她当了20年的酒吧招待、餐厅侍应、百货公司售货员、秘书，最后到英文老师。

　　在《他们不是你的丈夫》里，卡佛写了这样的一个故事，失业的丈夫去妻子当餐厅侍应的地方蹭酒喝，听到了别的顾客议论自己妻子的臀部，回家就要求妻子节食。妻子一周后就减掉了5磅，再一周，9磅5，妻子回家抱怨，说同事们“说我都不像我了”。而丈夫只是回答“他们又不是你的丈夫”。故事中的妻子并非美丽苗条的玛丽安，但是在他们20年的婚姻里，卡佛的酗酒、让玛丽安付酒钱的事却是惯例。尽管不是要求妻子节食，卡佛的占有欲同样明显，玛丽安需要忍受卡佛为了“自由的感觉”的出轨，但是相反的事情却不能成立。一次醉醺醺的卡佛，看到同样喝醉的玛丽安与另一人调情时，他毫不犹豫地拿起红酒瓶砸了她的头，把玛丽安耳后的动脉割开了，差点要了她的命。

　　多年后在一本回忆前夫的书中，玛丽安对于丈夫的酗酒，对于婚姻中的漂泊、穷苦、争吵、暴力似乎仍没有一丝怨言。她这样理解：“雷和我用心灵来生存，他告诉我‘如果我们不笑，我们就会哭。’雷才20，我还不到20，我们都有恐惧、追求……我们还在锻造婚姻生活的价值，还在寻找着思考能框住生活，让我们承受这个多变的世界……雷为他的家庭负担得够多了，甚至他写作的发展也被耽误了。如果没有我，没有克里斯汀和万斯，如果不是因为我们两家，雷也许有更多金钱上的自由……我们给他的是一个能回家的地方，或好或坏。”这样谦卑的语气，玛丽安甚至认为是自己对不起她的“雷”。

　　婚姻与酗酒，互为恶化的因果。60年末70年初，卡佛逐渐在文坛展露头角，在参加完写作训练班一年后，卡佛先是在科学研究出版社当文字编辑，70年代开始在大学教书，后来成为了写作训练班的老师，并开始在《绅士》杂志发表小说。但是酒精依然如影随形，卡佛曾经写到自己和约翰·契弗的相识，在一次艾奥华写作训练营当老师时，两人一字未写，一半时间教书，一半时间就是聚在一起痛饮。不久后，契弗加入了AA(戒酒协会)，而卡佛依然如故，甚至因此三次被送到了医院。1976年，他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请你安静好吗》终于得以发表。

　　1977年，他在AA的帮助下戒了酒。一年后，卡佛在达拉斯的一次作家会议上认识了女诗人苔丝·格拉赫，第二年的5月到8月，他们在华盛顿安琪拉港朝海的一间小木屋里住在了一起，卡佛与玛丽安的婚姻，也走到了尽头。

　　对于1978年，苔丝和玛丽安自有不同的描述。苔丝说，卡佛和玛丽安的婚姻跌到了谷底，卡佛在戒酒，情绪低落，是她的出现挽救了卡佛，并给了他一次重生。而玛丽安则说“在我38时，我决定离开雷的生活，因为我从心里相信，这是他想要的。他一直都没有叫我离开，无论他做了什么说了什么，他一直坚守在我们的婚姻里，从来没有直接说过要离婚。”她曾对卡佛说：“你以前的运气实在太坏了，但是你遇到了我。”而卡佛则公开说：“要我回到以前的生活，我还不如服毒。”说的是酒精，但说得更多的是玛丽安。

　　卡佛的编辑戈登·林奇在劝玛丽安离开时曾说：“雷是个伟大的艺术家。如果你可以放他走，如果你可以让他从生活的琐碎需求中解放出来，他不知道还能有多伟大呢。”而玛丽安则淡淡回答，我早就知道他伟大，我比所有人知道得都早。然而，无论多么不甘，卡佛确确实实是在遇到苔丝之后“转运”——在开始同居的4个月里，卡佛居然写了200首诗，1981年《谈论爱情》出版，卡佛兴奋地对苔丝说：“宝贝，我们已经永载史册了。”而玛丽安则一气之下去了湾区，在那里她一无所有，40岁重新开始做起了餐厅女招待。25年的婚姻里，他们争吵、分手、再和好，“从来没有幸福，不是彻底的快乐，就是彻底的沮丧。”她给了他一生的素材，但是他亲手把她变成了失去一切的人，她就是雷蒙德·卡佛故事里的精髓，她就是卡佛故事里的人。

　　苔丝和卡佛有这么一张黑白照，苔丝撑着一把日式纸伞，眉毛像线一样细长，她用和当年玛丽安同样的姿态注视着卡佛，但是目光中有小女孩占有玩具一样的喜悦。1988年，卡佛死于肺癌。几年前在诊断出绝症时，卡佛就和苔丝结了婚。卡佛死后，苔丝得到了几乎卡佛所有的积蓄21.5万美元，玛丽安和两个孩子只得到了1万美元，而卡佛78岁的母亲则更少。卡佛把所有作品的处置权，给了苔丝。

　　评论界多年来一直将卡佛没有写出长篇小说归咎于玛丽安，和她代表的琐碎生活。11年后，斯蒂芬·金在《纽约时报》上评论卡佛的传记时写道，尽管传记作家没有评论卡佛遗嘱的处理，“但我很高兴地帮她说，这是极不公正的。”

　　被删节与篡改的“极简主义”

　　“写短篇小说与写诗之间的相似程度，要超过些写短篇小说与写长篇小说之间的相似程度。”卡佛曾这样说，短篇小说与诗歌，是他的最爱，卡佛一生共完成了60余部短篇小说，写下了300多首诗歌和一些杂文、评论文章等。对不写长篇的解释可谓著名：在颠簸劳碌的前半生，他需要那些一坐下就能一气写完的故事，他没有时间谋思长篇。没写过一部长篇小说，却被誉为“20世纪后半叶最重要的美国小说家”。“自海明威之后最出色的美国小说家”，崇拜者也多把他与海明威联系起来，甚至有人把“冰山”理论运用到卡佛对场景的调度和语言精炼的分析之上。但是套用卡佛本人所说的话，“卡佛与海明威之间的相似程度，远不及卡佛与契柯夫之间的相似程度。”卡佛一直醉心于后者，在死前一年，他在《纽约客》上发表了《差事》，写的是这位虚构作家的死，其实，他自己已经听到了死亡的脚步声，他把自己比作了契柯夫。要说两人的不同，契柯夫擅长讽刺，而卡佛则是巨大的沉默，沉默背后潜藏着诗意。

　　70年代末成名到如今的30年间，多少人捧着卡佛的小说，研究他的“极简主义”风格，然而，他对美国文学后来的影响，多少寥寥。“极简主义”的文字信奉者，无人能出卡佛之右。评论家开始嘀咕，“极简主义”生命力不足，卡佛的风格难以被模仿。两年前，随着卡佛曾经的编辑、《绅士》杂志的Gordon Lish浮出水面，评论家才住口。卡佛的遗孀苔丝向纽约时报首次透露，从最初刊登在《绅士》的文章，卡佛的大部分小说很多都遭到Gordon Lish“利笔”的砍伐。真正的“极简主义”信奉者，是Gordon。由于急于把作品发表，卡佛只能向他妥协。1981年，卡佛交给Gordon《初学者》(beginner)初稿，拿到第二稿后，他发现被删掉了许多，并被改名为《谈论爱情时我们谈些什么》，卡佛有些不满，写信与Lish商议。等他拿到第三版时，才发现删得更多。“其中的一些删节，令人心碎”，斯蒂芬·金如此评论。

　　面对如此缩水，卡佛极克制地给Gordon写了信，希望能至少回到第二版本，然而，编辑并没有回信，而《谈论爱情时我们谈些什么》与“极简主义”就这样成为了卡佛的标签。到1983年，卡佛稍有名气后，他威胁Gordon如果依然砍伐“篡夺”他的小说，他就会转投其他出版社，《大教堂》才得以第一次现出了卡佛的风格。而一年后，卡佛才真正与Gordon分道扬镳，摆脱了后者10多年“切肉刀”一样的统治。而卡佛被篡改的小说，有17篇之多。

　　“你开始写。有时你找不到你在故事里努力想表达的东西，直到你换了一行，知道你忽然间明白故事走向何方。你必须一边走一边去寻找。” 卡佛曾经在接受采访时这样描绘自己修改小说的状态，这句话同样适合于读者。在卡佛平实如流水账一样的行文里，你总不知道自己被带向何处，直到换了一行，卡佛的影子忽然跳出来，出现了一句与故事内容不相关的描述，你忽然就明白自己身在何处。

　　写窥视邻居生活的夫妇时，忽然写到了水面上的蚂蚁；写被妻子赶出门的丈夫，在离去时拿了六个派，每一个抵她的十次背叛：“车道上，他在黑暗中打开车门时候掉了一块派。”他写父亲的一生，写了无数行的流水账，他写了《毁掉我父亲的四件事》，却没有一件事真的有多重要，不带任何感情，但却能在最后一句让你明白过来，那是另一种深刻的情感。比起小说，这确实是更接近与诗歌的表达——平实语句下的曲折感情，不经意意象后的另一种意味。

当我们讨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

但爱这个字——这个字在变暗，变得沉重和摇摆不定并开始侵蚀这一页纸你听 ——雷蒙德·卡佛 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我们在谈论一种安慰，一种理解，一种关于记忆的怀念与纠缠。 当她再见到他，这个“再”仅仅是一天的间隔，一天前，她坐在他身旁，局促而不安，不停地摆弄着笔和书。一天后，她坐在他对面，四处张望着来来往往的熟人，右手还是紧拽着衣角。“最近过的好么，好久没见面了”“还好吧。这个菜你喜欢么？服务员！” 她有些无所适从，便又用起故有的伎俩，像个小孩子似地望着他像望着一堆彩色的糖果。他的眼睛里确实是有彩色的光。至少在她的记忆中。“总觉得你像个小孩子”“哪儿有，见到你开心罢了”她也不知道自己这样的回答用过多少次，总是有些阴谋被识破的尴尬。 “感觉你变了很多...”长长的尾音让他有足够的时间往她杯里斟满了酒，她偷偷地观察他的动作，娴熟，干练，想来是习惯了饭局的应酬。她的脑袋里突然闪过很多零散的画面，断断续续地还是在叩击着她的神经，他们认识了三年。她没有回答他的问题，这个问题总是让她不住地埋怨自己，她挖空了心思塑造给他的一个人偶最终还是毁在自己的手里，当她终究选择了向他坦白。 “我理解你”她要的无非是这句话，而他给了她，虚情假意也罢，这都让她心里有几分小小的得意。“但你总是不能太极端的”她讨厌这个“但是”，事实上她讨厌他们谈话中所有的“但是”，仿佛这个“但是”分隔了天堂与地狱。 “我只是不希望你痛苦，不希望看到你抑郁的样子，这让我难受！”她其实分不清这句话里究竟是怎样的意味，是理解还是恳求还是别的什么东西。她抬头看着他，他好像瘦了些。 她说了很多话，无非是关于音乐电影书籍之类的，他聊了很多家事和政局，那种谈话的表情是她从未见过的，他们似乎在认真地听对方说的每一句话，他们似乎乐于进行这种熟悉和陌生交错的对话。 可能有一次他们的眼神或许相遇在热腾腾的空气中那是一种无声的甚至没有任何实质内容的眼神交流如果真的有什么撞击，无非也是出于老朋友间的关切。 他不停地给她夹菜，她神采飞扬地讲述着各种新奇的观点和见闻。他的笑容依旧温暖地像和睦的微风。她今天笑得很温柔，像久违的月光。 她试图控制自己的注意力但依旧不能完全集中，她忍不住去捕捉着头脑里的那些画面然后将它们细细地剖析。她再次抬头看他作为礼貌地回应，却惊讶地发现他好像已经面目全非，那温柔的面孔散发地也不再是她熟知的气味。他当然没有发现她异常地皱了皱眉头。 她强迫自己专注他们的谈话。 “总是要好好过的”她很满意自己用这么一句话结束了着愉快的聊天。 他送她出门，天色已经完全暗了下来，一个硕大的黑幕罩着零下五度的低温。“再见！”“嗯，再见！”她知道，他们一定会，再，见。 无法开口的，所有沉默的，回音，全在我心里最温柔的一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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