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德国的关系-从近代开始

那就远了，慢慢道来
对于中国而言，1911年至1941年间的中德两国合作在20世纪中前期历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中德合作在某种程度上让当时的中华民国与德国结成了一个联盟。亲密的合作关系使中国的工业建设和军备迅速实现现代化，尤其是在第二次日中战争之前。从清王朝遗迹上站起来的中华民国，从其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在军阀割据，列强环绕的环境下艰难的生存着。国民党通过北伐，在1928年从名义上统一了军阀动荡之中的中国。此时，日本对外扩张的野心日益昭现。鉴于此，中国迫切需要实现军备和国防工业现代化以获得自卫生存的能力，而德国则需要稳定供应的原料供应。自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末期，这种关系将中德两国紧紧地维系在一起。虽然合作的蜜月期自33年纳粹当政开始到37年中日战争爆发结束只持续了不到四年时间。且真正意义上的工业改革从36年才开始，但中德合作仍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着深远的影响；同样，中德合作也大大提高了中国抵御日本的侵略的能力。

1.早期中德关系
最早的中德贸易线从陆路经西伯利亚辗转到达德国。为了避免俄国政府沉重的通行税，德国早在清王朝就尝试通过海路开拓东方贸易路线，1752年8月,埃姆登普鲁士王家亚洲贸易公司（KPAC）的“普鲁士国王”号在德国船长格来史克的指挥下抵达广州，成为中德贸易史上第一艘到达中国的德国商船。1861年，因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中国被迫签订了天津条约，天津条约让诸如普鲁士等众多欧洲国家和中国建立了正常的贸易关系。

19世纪晚期，中外贸易一直受控于英国。而奥托 · 冯 · 俾斯麦则热切希望在中国建立立足点以平衡英国的影响。俾斯麦力排众议，为德中的航线设置了奖金。给予奖金的议案于1885年最终通过。同年，俾斯麦派出第一支德国银行业和工业考察团前往中国评估投资机会，这最终促成了1890年德华银行的建立。通过这些努力，德国于1896年继英国之后成为第二大在华贸易国。
在这段时期，与英法不同，德国并没有积极的表现出其对中国的帝国主义野心，而中国政府也将德国视作来帮助中国进行现代化发展的伙伴。甲午战争失败后，中国第一次现代化的努力也告一段落。其后，袁世凯请求德国帮助他建立“自强军”和“新建陆军”。德国的援助不仅限于军事方面，也扩大到工业和技术交流领域。比如19世纪80年代晚期，克虏伯公司作为中国的合同商负责修筑Port Arthur（威海卫？）附近的一系列防御工事。
俾斯麦苦心经营的德中良好关系被威廉二世的帝国主义野心所彻底改变。在中日甲午战争后的三国联合干涉中，德国强迫日本让出租界汉口和天津；1897年，德国通过“巨野教案”获得了对胶州湾99年的租约。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时期，德国军队野蛮镇压义和团员的行为让中德关系走到了最低点（事实上威廉皇帝激励他的士兵们“像匈奴人般作战”，由此，"Huns"成为了德国士兵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的蔑称）。
（译者按，1900年7月27日，威廉二世的言论：Ihr sollt schweres Unrecht suenen. EinVolk,das,wiedie Chinesen,eswagt,tausend jaehrige alte Voelkerrechte umzuwerfen und der Heiligkeit der Gesandten und der Heiligkeit des Gastrechts in abscheulicher Weise Hohn spricht,das ist ein Vorfall,wie er in der Weltgeschichte noch nicht vorgekommenist.(...)"你们应该对不公正进行报复。象中国人这样，悍然置千年固有的国际法于不顾，以令人发指的方式嘲弄外国使节和客人的神圣不可侵犯性，这样的事件，在世界史上还没有过先例...你们如果遇到敌人，就把他杀死，不要留情，不要留活口。谁落到了你们手里，就由你们处置。就象数千年前埃策尔国王靡下的匈奴人在流传迄今的传说中依然声威赫赫一样，德国的声威也应当广布中国，以至于再不会有哪一个中国人敢于对德国人侧目而视。）
1902年的日英同盟和1907年的三国协约实际上说明德国已被从政治上孤立，这使得一次大战前期中德关系稍有改善。基于这种孤立，1907年德国希望建立一个由“德—中—美”组成的三国协约，但这个愿望未能实现。在1912年，德国提供了一笔6百万元的金马克的贷款给新的中国民主政府换得了在山东修筑铁路的权益。当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德国提议将胶州湾归还中国，以避免其落入日本之手。但是日本作为协约国成员加入了战争并开始进攻德国在中国租界，继而占领了青岛和胶州湾。整个一战期间，德国困于欧洲战局而腾不出手顾及其在远东的利益。1917年8月14日，中国对德宣战，并且收回了德国在汉口和青岛的租界。虽然中国获得了国联的承诺在战后将租界归还中国，但是最终凡尔赛条约却裁定由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半岛的特权。强烈的被出卖感和数十年的压抑导致中国爆发了“五·四”运动（有意思的是，原文用的是“the nationalistic May Fourth Movement”）。总的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中德关系带来了巨大的伤害，特别是从贸易方面。1913年中国有近300个德国商号，但到了1919年，却只剩下2个。
凡尔赛和约限制了德国的工业出口，军队被限制在十万人以内，军工生产被大量削减。但即使如此，条约并不能改变德国在军事创新上的领导地位，许多工业企业仍然保存着设备和技术以生产军事硬件。因此为了绕过条约的限制，这些工业企业开始与国外合作，例如苏联和阿根廷，合法地生产武器并出售给国外。
在袁世凯死后，北洋政府跨台，全国陷入内战，各地军阀都企图取得优势。因此许多德国军火企业开始寻求重建与中国的商业联系，以便进入这个广阔的军火市场。
在广州的国民党政府同样在寻求德国的支援，曾在德国留学的朱家骅为此表现得极为出色，从1926年至1944年间几乎所有中德合约都经过他手。除了德国的技术外，还有其他几个原因令德国成为中国对外合作的首选。首先德国在一战以后对国外殖民地完全失去了影响力，因此对中国没有一种帝国主义式的兴趣，例如1925-26年的排外行动主要是对准英国。另外不像苏联，苏联曾经帮助国民党重组并与共产党合作，德国对中国没有政治上的兴趣，双方的政府不会有正面冲突。与此同时蒋介石认为德国历史有许多地方值得中国仿效，即德国统一可以成为蒋介石本身统一中国的范本。因此中国认为德国将是其“国际化发展”的首选支援。
1926年朱家骅邀请马克斯· 鲍尔来华评估投资可能性，次年鲍尔抵达广州并被任命为蒋介石的顾问。1928年鲍尔返回德国并促成了一些为中国的“重建”的工业接触，同时开始为在南京的蒋介石招募一些长期顾问。不管怎么说，鲍尔的努力并非完全成功，许多德国工业企业对于中国不稳定的政治局面仍抱疑虑，另外鲍尔本身曾参与1920年的卡普政变而被放逐。除以外，凡尔赛和约规定德国不能直接对军工企业投资也是极大的限制。鲍尔再次回到中国，七个月后罹患天花去世，葬于上海。 鲍尔在中国的短时间工作为以后中德合作奠定了基础，他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了对工业和军队的现代化。他同时建议裁减军队以建立一支小型但精锐的军队，并支持中国敞开市场以刺激德国的生产和出口。
1933年，因大萧条的影响，中德贸易比1930年和1932年略有下降。[10] 中国的工业化进程由于各个利益集团的冲突而陷于困顿，但是德国工业，进出口商和国防军都想从发展中获得利益。直到奉天事变前，中国工业化的进展并不顺利。奉天事变让满洲变成了日本的傀儡国，并直接导致中国的工业政策重心朝向以抵抗日本侵略为目的的军事和军备工业发展。它刺激中国经济走上一条以国防为中心的发展路线，巩固了蒋介石在中国的统治地位，加速中国的工业化进程.
1933年，纳粹党掌权使中德政策走向变得清晰。在纳粹党得到权力前，德国对中国的外交政策颇为矛盾，魏玛共和国的外交部长曾敦促德国应在近东政策上保持中立，不鼓励国家官员和工业家一同直接参与和中国政府的事务上，负责德国出入口的部门也忧虑这会把它们作为赚取厚利的中间人角色中剔出。另一方面，新纳粹政府的战时经济政策要求彻底动员全社会，并储存原材料，特别是军用物资——例如钨丝和锑——这些都是当时中国能大量提供。因此，由那时开始，在中国的原材料就成为德国对中国的外交政策一项主要的因素。
1933年5月间，汉斯·冯·塞克特将军到达上海，并担任国民政府的资深顾问，为经济和军事发展提供建议。同年6月，他在给蒋介石的《给元帅的备忘录》（Denkschrift für Marschall, memo for marshal）中描绘了他对中国工业化和军事化规划的大纲。他摒弃中国传统的大型低素质武装力量，强调规模较小但是机动能力强、装备精良的武装力量。此外，他还提出这支军队是“统治的基础”，以及军队的战斗力在于素质的优越，素质的优越来源于优秀的军官团 。
为了实现他所提出的框架，冯·塞克特首先建议中国的武装力量必须统一训练，听从于蒋介石的号令，整个军事系统必须成为中央集权金字塔的基石。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冯·塞克特提议仿照德国精英团队的架构成立“教导大队”，这些被严格挑选且直属于中央管辖的精英部队成员的使命是接受专业的训练，再将这种训练和职业军人的素质带到其它团队 。
1934年8月，“中德原材料及农产品与工业及其他产品互换条约”签订，中国开始用战略性原料换取德国的工业产品。直到中国因内战和国际贷款出现巨大预算赤字为止，这个完全平等，双方享有相同的权利的易货贸易条约一直为中德合作起着良好的促进。这个时期，中国向德国提供的原材料使德国几乎不用在国际原材料市场采购任何产品。这个条约不仅促进了中国的工业发展，也给中国军队的重组提供了巨大的便利。在完成了这个中德合作史上里程碑式的条约后，冯·塞克特将军推荐亚力山大·冯·法肯豪森将军担任他的继任者，并于35年3月返回德国。冯·塞克特将军于1936年12月27日去世。
1936年，中国只有约10,000英里的铁路网，远远少于孙中山先生认为在现代化的中国所应该拥有的100,000英里。再者，半数铁路网都位于满洲地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期已落入日军手上。中国铁路现代化步伐缓慢的原因是列强之间在华在利益冲突，好像1920年英、法、美、日银行家在华利益的新四强公会。公会的目标在于平衡外国在华投资，四国中任何一国在对华提供信用担保以兴建铁路前必须得到所有成员国一致同意。此外，其他国家由于经济大萧条的缘故，对华投资变得犹豫不决。
尽管如此，一系列中德在1934年-1936年的协议大大加快了中国的铁路建设，在南昌、浙江和贵州之间都建有路轨。铁路得以加快发展在于德国急需有效率的运输工具去让中国出口原材料，和铁路线正正符合中国政府对建设长江中南部省份成为工业重镇的要求。再者，这些铁路有军事用途。举例来说，杭州——贵阳铁路的建造能刺激下游长江三角洲的军用运输，即使上海和南京沦陷。另一个和它相似的是广州-汉口铁路网，为东岸和武汉地区提供交通连接。这些铁路在抗日战争早期证明了它的功用。
最重要的中德工业合作计划是1936年的三年计划，这个计划由中国政府的资源委员会与德国的合步楼公司(HAPRO，原名Handelsgesellschaft für industrielle Produckte，即“工业品贸易公司”)共同负责。计划的主旨是在短期内建设一个工业基地以抗衡日本，长期目标则是建设一个工业中心以供长期的工业发展。计划有几个基本组成部分，例如对钨和锑全部有关业务的专管，在湖北、湖南和四川等地建设钢铁工业，建设发电厂和其他化工厂。正如1934年签订的以货易货协定中勾画的大纲所显示的，中国通过提供稀有矿产换取德国的技术和装备来实现这些计划。过高的成本部分地因在1932年至1936年间钨的价格翻倍而抵消。
三年计划同时也培养了一批受过高级教育的技术人员，用于建设这些国家计划。三年计划订下了许多目标，但不幸的是大部分努力由于1937年抗战的全面爆发而遭到破坏。
1937年7月7日，中日战争爆发。这场战争极大地损害了近10年来一直处于密切合作中的中德两国关系，希特勒的亚洲政策是毁掉中德合作关系的主要原因。由于日本军事实力的优势，希特勒选择日本作为其对抗苏联的战友。 另外，中苏两国于1937年8月21日签订的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和希特勒的战略完全相背。尽管中国政府官员和德国投资者在不断的游说纳粹政府，但希特勒一意孤行。他虽然同意合步楼公司将中国已订购的货物运往中国，但禁止任何人从中国进口货物。
德国也曾经希望充当调解人促成中日和平，但是1937年12月南京失守让中日之间已不存在任何媾和的可能。德国先前的努力也化作了泡影。1938年初，德国政府承认满洲为独立的国家。同年4月，赫尔曼·戈林禁止一切战争物资发往中国。在日本的坚持下，所有德国顾问也被召回国。
由亲华政策向亲日政策的调整也伤害了德国的商业利益。德国从与日本和满洲国的贸易往来中获得的利益远低于德中贸易。两国人民在长期贸易往来中所结下的深厚友谊更是不可磨灭。德国人民为汉口的红十字会慷慨解囊，在这里，德国捐款比任何一个国家甚至是中国政府自己都多。军事顾问们也希望能继续完成他们在中国的使命。1938年6月末，冯·法肯豪森将军最终被严令回国，但在启程之际，他向蒋介石允诺绝不会向日本人透露任何他在中国期间的工作内容。另一方面，纳粹党在中国的机构则声明日本是中国抵御共产主义的最后防线。
伪南京政府首脑汪精卫于1941年会见德国外交官实际上，德国和日本友谊并未能给德国带来多少好处。日本希望垄断中国北部地区和满洲的资源，因此许多外国人在这些地区只能经营非常有限的生意。而德国比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希望获得这个地区的资源。虽然德日政府从1938年中就开始为解决这些经济利益问题而展开对话，但随着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署，36年签订的德日反共产主义协约实际上变成了一纸空文，并且阻断了德日通过对话解决经济问题的可能。
中德之间的联系一直持续到1941年。但是1940年德国未能实施“海狮计划”让希特勒的计划偏离了轨道。 1940年底，德国与日本和意大利签订了三国轴心协议。1941年7月，希特勒宣布承认汪精卫的南京傀儡政权，自此，德国与重庆政府继续对话的最后可能性也不存在了。随着日本偷袭珍珠港对美宣战，1941年12月9日中国正式加入盟军并且对德宣战。
对孙中山先生而言，或许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时代比20世纪30年代中德合作时期更符合他“国际性协作”发展现代化中国的理想。一战让德国失去了它在中国的殖民地，德国并不关心中国的政治，它需要的是中国的原材料。那个时代中外关系大都是其他国家对中国怀有某种帝国主义野心，而中德合作则是基于平等基础上的经济合作。中国迫切的需要发展工业以便抵御日本随时可能的侵略也是促成中德合作的重要原因。此外，德国从一战失败的阴影中迅速崛起，以及他的法西斯军国主义意识形态也让一部分中国人看到了统一中国洗刷近代耻辱的希望。总的来说，虽然中德合作只存在了并不算很长的一段时间，并且中德合作的成果大多在抗战中损失殆尽。但是这段合作仍对中国的现代化产生了持续的影响。国民党在内战失败后将中央政府移到台湾。在台湾的中华民国，许多政府要员、军官、教授和研究人员都曾经在德国受训，其中也包括蒋介石自己的儿子，蒋纬国。可以这样说，战后台湾的飞速发展与1936年中德合作时期制定的3年计划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2008年北京奥运会男篮中国vs德国输赢

中国男篮战胜德国队。

2008年8月16日，中国男篮在奥运男篮第四场小组胜赛中以59-55战胜德国队，成功杀出死亡小组晋级八强。

中国男篮此前和德国男篮一共交手过12次，战绩2胜10负，自2003年8月3日在热身赛中以92比90战胜德国之后，四年内5次和对手交锋全部败北，这场比赛是两队在奥运会历史上第一次交手。

扩展资料

1996年奥运会，94黄金一代第一次参加奥运会，在首场比赛战胜安哥拉队之后，第三场比赛面对强大的阿根廷队（中国87比77阿根廷）。李晓勇砍下17分8篮板5助攻成为本场比赛中国男篮获胜的最大奇兵，此外，胡卫东和郑武都拿到了22分。这场胜利之后，中国男篮在奥运会历史上第一次杀进八强。

2004年的雅典奥运会中，以67-66险胜世锦赛卫冕冠军赛黑男子篮球队，姚明砍下27分13篮板，李楠贡献14分，杜锋最后时刻的罚球确保了这场奇迹般的胜利，中国男篮历史上第二次杀进奥运八强。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中国国家男子篮球队

德国近现代是怎样崛起的?科技方面的

从17世纪到18世纪中期的德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比英国和法国都要落后，长期处于分裂状态，300多个封建邦国各据一方。这些邦国，尤其是普鲁士、奥地利等大的邦国，为了强化统治和扩大军事实力，企图通过教育造就忠顺的臣民和得心应手的兵士，所以急于把国民学校管理权从教会转到国家手中并大力提倡强迫义务教育。早在16世纪后半期，就有威登堡和萨克森等邦国颁布了强迫教育法令；从17世纪开始，大多数邦国都竞相颁布这种法令。其中以1763年普鲁士王腓特烈二世颁布的法令最为著名，它进一步规定5～12岁的儿童必须到学校受教育，否则对家长要课以罚金。 实科中学在德国产生于18世纪初，较英法等国早一个世纪，使得德国人具备了自然科学索要求的严谨和内涵！1708年虔信派信徒席姆勒(Zemmler)在哈勒创办了"数学、力学、经济学实科中学"，以教授数学、物理、力学、自然、天文学、地理、法律为主，并辅之以绘画、制图。此后，德国各城市陆续有人创办这类学校，有的实科中学则增设建筑、商业制造、贸易、经济等科目。这是一种既具有普通教育性质，又具有职业教育性质的新型学校。它排除了教学科目、课程内容的纯古典主义的倾向，适应了德国资本主义经济逐渐发展起来的需要。但由于它的毕业生不被允许进入高等教育，所以地位很低，所以学生也不多，很快被没有门第观念的美国超过，在科学应用方面输给了美国。 受到18世纪法国大革命的影响，它在教育上的突出表现是泛爱主义和洪堡德改革。泛爱主义是受到法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尤其是卢梭思想和德国新人文主义的深刻影响而产生的。泛爱主义教育家如巴斯多(J.Basedow)、萨耳士曼、堪比等认为教育的最高目的是培养掌握实际知识、具有泛爱思想、健康、乐观的人，因此德育、体育、劳动教育、现代语和自然科学知识受到重视，采用让儿童自由发展的教育方式，注重实物教学。他们热爱儿童、肯定儿童的天性是善良的，反对经院主义、古典主义教育，禁绝体罚，这种方法后来传入美国，俄国和日本等国。 1807-1815年普鲁士施太因-哈登堡改革期间，新人文主义的代表人物，历史学家、政治活动家洪堡德(K．W．Humboldt)曾出任教育部长，他根据新人文主义的精神对各级学校教育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在初等教育和师范教育方面，积极贯彻裴斯塔洛齐的教育思想，教学内容有所扩充、教学方法有所改进，出现了第斯多惠等著名的教育家。此后的美国发展的杜威教育方式也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中等教育方面，实科中学进一步得到发展，增加历史、地理和自然科学的科目，通过考试选择教师，打破了只由教士充任教师的局面。在高等教育方面，洪堡德较早明确地提出大学的任务一方面是要向学生传授各科知识，一方面是要发展科学(即办成教学中心和科研中心)，他创办和领导的柏林大学就是这方面的典型。 由于德国较早地抓教育，国家强大也是来源于方法的更为先进、合理。这是素质教育的又一明例，和有的人吹嘘的基因、染色体毫无关系！

中国文明古代一直领先于世界各国,为什么到近代以后开始落后了?

经济上：古代农业、农耕经济繁荣，而近代受小农经济的束缚；
政治上：古代有强大的中央集权保证，而近代封建专制不断强化;
文化上：古代兼收并蓄，而近代科举制度思想专制，限制人才的发展；
对外关系：古代开放、开朗的对外政策，而近代闭关锁国；
古代人民辛勤劳动，科技实用性强，而近代过分强调实用性，而没能向近代理论科学转变，所以导致如此结果。

中国古代科技长期领先世界，为什麽近代以后远远落后于西方，这一现象被称为“李约瑟难题”。中外学者纷纷对这一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总结一下大体有一下七种观点：
1.数学缺乏论。德国哲学家及数学家莱布尼兹在1697年的《中国近事》一书中说：“看来中国人缺乏心智的伟大之光，对证明的艺术一无所知，而满足于靠经验而获得的数学，如同我们的工匠所掌握的那种数学。”至于中国在科学方面没有达到极高的造诣，“简单的原因是，他们缺乏欧洲人的慧眼之一，即数学。” [1]爱因斯坦也曾说过：“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德几何学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2]李约瑟同样认为“当自然科学与数学的融合成为普遍现象之后，自然科学才能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但是他研究发现：“中国数学思想基本是代数学思维模式而不是几何学式样的”而近代科学的发端恰赖于几何学，如牛顿“在写《数学原理》的时候他并没有用微积分，他证明每一个定理时用的都是几何的方法，跟欧几里德书里很相像。”
2.文化制约说。美籍学者成中英认为：“一门新的物理科学必须开始于一个新的数学创造，完成于一个新的逻辑的诞生。”“我们甚至可主张，现代科学及因果律模型，都是西方形而上学与西方文明之主流的结晶” “犹太教及基督教传统的超绝神学，与德谟克利特原子论的机械式模型相辅相成，共同造就了作为现代科学的基础的因果律标准模型。……若没有这些文化传统作为科学知性的基础，西方科学就不可能产生。”然而在中国，宗教意识较为淡薄。取而代之的是“哲学在中国文化中所占的地位，历来可以与宗教与其他文化中的地位相比。在中国，哲学与知识分子人人有关。在旧时，一个人只要受教育，就是用哲学发蒙”。而中国哲学的特点是“在表面上，中国哲学所注重的是社会，不是宇宙；是人伦日用，不是地狱天堂；是人的今生，不是人的来世”
3.语言决定论。在《风俗论》一书中，伏尔泰认为：“如果要问，中国既然不间断地致力于各种技艺和科学已有如此遥久的历史，为什么进步却微乎其微？这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中国人对祖先流传下的东西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崇敬心，认为一切古老的东西都尽善尽美；另一个原因在于他们的语言的性质——语言是一切知识的第一要素。” 伏尔泰所说的第一原因，属于文化因素范畴。第二原因，则点出了语言问题。
4.态度决定论。杨振宁认为，“以后整个清朝有些大学者如戴震、阮元等都继续发挥‘西学中源’说。由于他们的影响，使中国的学者在清朝三百年间没有真正吸取西方人的科技。……我认为，清朝的‘西学中源’说产生了非常恶劣的影响。”清朝时的中国已将汉唐时因强大自信心而展示出的对外来文化包容的大胸襟丧失殆尽。
5.墨家绝世说。在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中，墨家的学说在许多科学领域有相当大的贡献，如时空观如几何学如力学如原子论如光学等等。亡了墨家即除了科技的根基，因此有文献认为墨学终成绝世之学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诞生的主要原因。
6.社会制度决定说。教育家竺可桢先生在新中国诞生前就指出：“归根起来讲，中国农村社会的机构和封建思想，使中国古代不能产生自然科学。”
7.地理位置决定论。英国哲学家休谟在其《论文集》中认为，没有什么能比若干邻近而独立的国家，通过贸易和政策联合在一起，更有利于提高教养和学问。中国恰恰在这一方面有很大的缺陷，从而使原来可能发展出更完善和更完备的教养和科学，在许多世纪的进程中，收获甚微。从外部来说，其原因在于没有更多的外贸对象。但从内部说，是由于中国处于一大位的状态之下，说一种语言，在一种法律统治下，赞成相同的生活方式；对权威的宣传和敬畏，造成了勇气的丧失。耶稣会士巴多明认为使中国科学停滞不前的原因之一“就是里里外外没有刺激与竞争。假如中国邻帮有一个独立的王国，它研究科学，它的学者能够揭露中国人在天文学中的错误，中国人也许可以从他们的昏昏欲睡中醒来，皇帝变得关注推动这门科学的进步……”

下面我谈一谈自己关于近代中国科技落后的几点认识：

（一）社会转型迟滞，影响近代科技发展。
（二）政府对科技的重视程度不够。
（三）落后的教育体制制约科技的发展。
（四）社会动荡影响科技发展。

中国近代史崛起的历程

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的70多年间，无数仁人志士前赴后继地探索，无法解决这一问题。五四运动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爆发。

热血青年为争取民族独立、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奋不顾身；青年知识分子高举民主和科学的旗帜，努力探寻改变中国命运的科学真理和发展道路。

在救亡图存的不断求索中，在“改造中国”的艰苦实践中，一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历经大革命的失败、土地革命的挫折、抗日战争的壮大，在解放战争后，建立新中国，成功实现了中华民族的崛起。

扩展资料：

中国人民走的是历史选择的道路。道路决定命运。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只有找到适合自己条件的道路，才能实现自己的发展目标。

历史是现实的源头。近代以后，中国饱受战乱动荡，历经长达一个多世纪的磨难。100多年前，中国人民开始“睁眼看世界”，努力探寻救国救民的道路。

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曾经到英国求学。在经历君主立宪制、议会制、总统制等的失败尝试后，中国最终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中国近代史

中国近代社会开始“转型”和“清末新政”有什么关系？

我是“非本色”，这个问题算是问对了。

1900年庚子事变，被八国联军“赶出”北京的清帝国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携光绪帝“西狩”至西安，“辛丑条约”签订后，慈禧太后和光绪帝回銮京都。痛定思痛的慈禧同意了推行“新政”，看来不见棺材不掉泪的老佛爷也开始认识到：大清若再不变革，只有死路一条。

不过，这些还是难以判断袁世凯一直都有革新思维，直到他推动北洋各方面改革，创办新式官报样板《北洋官报》。

1901年，中国近代社会开始“转型”，和“清末新政”的全面展开有着莫大关系。

写了这么多，飘过的也给个苦力赞呗。

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主线和历史主题以及之间的关系

近现代以来中国历史主线共有四条：

1、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对外来侵略、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以及扩大国际参与、步入世界民族之林的历史进程。

2、近现代以来中国人民求强求富，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3、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争取和实现人民民主的历史进程。

4、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向西方寻找真理、选择马克思主义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当代发展的历史进程。

中国人民为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与“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两大历史任务而斗争的历史，即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这就是中国近现代历史的主题。

扩展资料

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同时中国也在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和不平等条约的屈辱中开启了现代化之门。

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也是中国现代化的起点。中国近代史是中国逐渐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也是中国人民从旧民主主义革命走向新民主主义革命，并最终赢得民族解放的历史。

从另一个意义上说，是世界走向中国、中国被迫走向世界的历史，也是中国艰难走向现代化的历史。中国近代史，是中国社会发生大变动的历史。

无论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从国内生活到国际关系，变化的广度和深度，都是过去所有王朝无法比拟的。这段历史在中国历史长河中虽然短暂，却是中国从传统农业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时期。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中国近代史

二战德国与中国关系这么好，希特勒说过中国人是优秀人种，还计划和中国共分享世界，床头放一本孙子兵法看

你好，那是国内有些网友在造谣和意淫。
中国和德国当时的蜜月期自1933年1月30日纳粹当政开始到1937年7月7日中日战争爆发而结束。希特勒代表的也是德国的利益，国家与国家之间只有利益没有朋友。

1937年10月下旬至1938年1月中旬，德国政府通过驻华大使陶德曼调停中日冲突。这次调停失败后，德国政府接连采取了一系列迎合日本的措施，中德关系急转直下。1938年2月，希特勒宣布德国将正式承认“满洲国”。3月，德国单方面决定中止已实施多年的中国军事学员赴德训练的合作项目。4月，戈林下令禁止对华输出军火，德国外交部向中方交涉召回全部在华军事顾问。6月下旬，为迫使顾问们尽快离华，德方发出极其严厉的训令：凡不遵从者，“即认为公然叛国，国内当即予以取销国籍及没收财产处分”。随后，德方以中国未能如期允准全体德国顾问离华为由先行召回驻华大使陶德曼，此后再未派出驻华大使。7月5日，以法肯豪森为首的德国军事顾问团离华返德。1941年7月1日，德国正式承认南京汪精卫政权，重庆国民政府终于宣布与之断交。

普鲁士与德国是什么关系

普鲁士是德国统一前最强大的德意志联邦国家，德国历史上是一个民族分合无定的国家。神圣罗马帝国联盟一个徒具虚名的松散诸侯联盟，最多时全国竟分有上千个邦国，普鲁士王国是德国历史上一个重要时代。

8世纪初普鲁士崛起，1815年组成了德意志邦联。1848年德国各地同时爆发革命，普鲁士领袖俾斯麦领导了艰苦卓绝斗争。

普鲁士于1864年击败丹麦，收回被丹麦占领的土地。1866年击败奥地利，次年建立北德意志邦联。1870年发动普法战争，德国南部多个邦脱离法国统治，1871年完成了德意志统一并建立了德意志帝国。

扩展资料：

二战结束后普鲁士的消失

普鲁士是欧洲历史地名，在这里建立的普鲁士王国曾是德意志境内最强大的邦国。然而，21世纪如果拿一张欧洲地图，人们却找不到普鲁士这个地方，因为普鲁士在二战之后遭到了同盟国的彻底清算，拆得连毛都不剩一根了。

其实早在二战尚未结束时，这个字眼就已经上了同盟国的黑名单。在战后，德国可以被允许存在，但作为德国一部分的普鲁士一定要在地图上被抹去。

二战结束后，说到做到的同盟国把东普鲁士的首府哥尼斯堡及其周边地区补偿给苏联，改名加里宁格勒。东普鲁士的剩余部分被划给波兰。更有甚者，在苏联控制的东普鲁士地区，一些著名普鲁士贵族的陵墓都被拆毁和填平。

1947年2月25日，占领德国的盟军管制委员会颁布第46号暂行法，宣布“普鲁士国中央政府及附属各级机关即日起解散”。根据这个法令，德国甚至不被允许以普鲁士之名重新组建一个邦—虽然统一后的德国，仍然占有历史上的西普鲁士的一部分领土。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普鲁士

中国近代史和近现代史的区别？

这个问题分为两个领域：
（1）、在学术界：近代史指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现代史指从1919年的五四运动到1949年的开国大典。当代史指从1949年开国大典后至今，也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2）、在高中教材上：近代史指从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到1949年开国大典。现代史指从1949年开国大典至今，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因此，你根据情况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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