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谱自学网今天精心准备的是《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下面是详解！

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最后怎么处理的？

香港当局在中印双方的协助和敦促下，为侦破此案作了一些努力，但终未将主犯周驹引渡回香港受审，后来借口证据不足，先后将全部拘留人员，包括证据确凿的要犯，予以无罪释放，驱逐到台湾了事。

处理：

1955年5月18日，中国政府的代表熊向辉和印度政府的代表高先生抵达香港。当天下午，高先生将中国政府关于该案的综合情报材料面交给了香港总督葛量洪爵士。当晚，香港当局即开始逮捕国民党特务。

香港当局从5月18日起至6月1日，共拘捕审讯88人。经过反复调查、审讯、核实，“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终于真相大白：飞机爆炸确系蒋记保密局所属的香港情报站策划，目的是暗杀周恩来。其主使为周斌成，具体施暴人是周驹。周驹作案得逞后，未等到下班，便匆忙从铁丝网下爬出机场，乘坐接应他的汽车逃走，潜避台湾。

由于周驹是在港方通缉以前就到了台湾，港局只能要求台湾方面将周驹送回香港受审。台湾方面则在12月14日通知英国驻淡水领事馆称，英国和台湾不存在引渡条约，这一要求无法律依据，拒绝了港方的要求。周驹在台湾保安单位的“保护”下，逍遥法外。其父则在情报人员的安排下，于案情曝光后安全偷渡赴台。父子俩抵台后，立刻改姓埋名，定居台湾。

香港当局在中印双方的协助和敦促下，为侦破此案作了一些努力，但终未将主犯周驹引渡回香港受审，后来借口证据不足，先后将全部拘留人员，包括证据确凿的要犯，予以无罪释放，驱逐到台湾了事。更可惜的是，始终不能查明这一案件真相及其幕后主犯，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令人遗憾的结局。

后据谷正文透露，被“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吓了一大跳的香港政府总督，曾与台湾在香港情报网的最高督导王新衡达成了一项口头交易：对于台湾情报人员，香港可以破坏组织，可以抓人，但不准判刑，直接遣送回台，交由台湾自行处理。如果香港政府答应放台湾情报人员一马，则台湾情报人员保证不在香港再搞炸机、杀人、放火等恐怖行为，并停止印制伪港币。

扩展资料：

事件：

1955年4月11日，克什米尔公主号执行包机任务，从北京经香港飞往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原定乘载中共代表团前往万隆参加万隆会议。在香港启德机场停留期间，被国民党特工买通的一名启德机场清洁工按照其要求将炸药安上飞机。

机上乘载了8名机组人员和11名乘客（全部为参与万隆会议的中方代表团人员和记者），但是暗杀目标周恩来本人却因刚刚做完阑尾炎手术，临时秘密改变行程，经昆明取道缅甸前首都仰光赴万隆参加会议。

在“克什米尔公主号”起飞约5小时后炸弹爆炸，导致飞机右翼第3号发动机吊舱后面的地方局部着火；正在距海面18,800英尺高空飞行的飞机被迫紧急在海面上降落，最后11名乘客全部遇难，只有3名机组人员生还。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万隆会议与“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下）

百度百科-克什米尔公主号

克什米尔公主号 周驹最后被怎么处置 还是怎么样了？

在“克什米尔公主号”起飞约5小时后炸弹爆炸，导致飞机右翼第3号发动机吊舱后面的地方局部着火；正在距海面18，800英尺高空飞行的飞机被迫紧急在海面上降落，最后11名乘客全部遇难，只有3名机组人员生还。 

事件发生后香港警务处立即展开调查并查明事件嫌疑人周梓铭。但是周在警方能够采取行动将其逮捕之前成功逃往台北获得庇护。

扩展资料

关于周驹是如何将定时炸弹带进机场的，社会上流传着多种说法，甚至有人说周驹是将炸药装进牙膏里带进去的。

据解密档案记载，炸机事件发生后，周驹的同乡、知情人周仕学和周国辉二人怕遭特务机关暗算，先是向港英当局投案寻求保护，后来又通过《大公报》的关系来到广州，向我有关部门报告了当时的情况：

4月11日上午5点多钟，由姓黄的特务把一定时炸弹（约茶杯大用鸡皮纸包好）交给周驹携进机场。当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抵机场时，周乘进行打扫的机会，把定时炸弹放于飞机右边轮头的上头（引擎部位）。周骗其领班余培说，这包是西药，还表示以后对余有好处等。

得手后周把自己的咭纸（报到用的纸张）交给余培，不等放工时间即由铁丝网爬出机场。而当时特务分子黄、邓二人驾驶一汽车停于黄大仙靠近机场的地方接应周离开机场，故周由铁丝网爬出后即乘该车返太子酒店。

途中，黄邓对周大加奖励，说回台湾后向上级报告，并表示周可带其家人及在国内的弟弟周锡培等到美国，如其弟不能来港，可由特务机关派人在国内办好出境手续。当天，黄邓二人带周离开太子酒店，先往ABC餐室饮茶，并给了周一些钱，要他往新新酒店居住。

姓黄的特务分子于12日即先回台湾，留邓、甘两人在港与周联系善后工作。但过后不久，邓、甘二人见情势恶化，而飞机爆炸也没有周总理受难，不能达到其原阴谋目的，邓、甘两人就没有与周联系，这时周的父亲周瑞维曾四处找其踪迹，但邓、甘已偷偷返回台湾，把周驹抛离不理。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

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的后续

4月16日晚6时，周恩来出现在雅加达机场。万隆会议上，周恩来成为最繁忙的人。有这样一组数据：会议7天，他参加会议16次，会客约谈10次，宴会活动15次，睡眠不超过13个小时……这样超负荷的运转换来的是中国政府在万隆的成功。“会议之前，仅有6个国家与中国建交，会议后，第三世界国家纷纷伸出友谊之手。多年后，这些兄弟国把我们抬进了联合国……”成元功说。
有后人这样评价万隆会议的意义：亚非国家万隆会议，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没有西方国家参加的国际会议。会议产生的万隆精神和国际关系十项原则是建立新型国际关系的指针。万隆会议作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国际政治事件而永载史册。
在紧张的会议当中，周恩来仍不时关心着“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的调查情况。当时，奉命前往新加坡处理善后事宜的中国驻印度大使馆参赞申健来到万隆，周恩来在听取了他的情况汇报后，满怀深情地说：“烈士们的光荣姓名，将永远写在亚非各国人民和世界先进人类为和平事业而奋斗的历史上。历史将永远记住：他们是为亚非两大洲人民的友好合作和独立自主的事业牺牲的。”周恩来嘱咐申健，要把烈士的骨灰留下，他将亲自把烈士的骨灰带回北京。
在亚非会议开幕后的第二天，即4月19日午后，中国代表团收到一封署名为“觉醒了的国民党暗杀队员”的信，信中说：3月初，国民党驻雅加达支部奉国民党总统府之命，组织了28人的敢死暗杀队，准备谋杀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并称，暗杀队已于3月10日在红溪组成，成员均系国民党逃亡在印尼的中下级军官。他们不但每人从美国驻印尼大使馆领到无声手枪一支，而且还领到印尼盾20万盾，且事成之后每人加发20万盾，打中周恩来的加发40万盾。
代表团立即对这封来信进行了研究。尽管此信内容的真实性无从考证，但是，根据当时的安全形势，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必须采取措施严加防范。于是，代表团一面通知印尼方面，要求加强安全保卫，一面召开内部会议制定安全防范措施。
印尼方面非常重视，立刻加强了对万隆的外围警戒，并抽调了大量警力防范，专门派一名陆军上尉作为周恩来的安全副官、5名警察作为随卫。同时，如果周恩来外出，除有两辆摩托车开路外，还加派一至两辆宪兵吉普车随卫。成元功回忆说：“为保证总理和代表团成员的安全，我和李福坤等几个同志，弦绷得紧紧的，不敢有丝毫的松懈和麻痹大意，我们所带的手枪都是子弹上了膛的。我们总是紧紧跟随在总理身后，在情况复杂时我们往往干脆把总理包在中间。”
值得欣慰的是，美蒋特务的暗杀周恩来的阴谋最终没有得逞，且亚非会议取得了圆满成功。
而“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犹如一道伤疤，深深地烙在新中国外交人的记忆里，隐隐作痛，但是，也输送着力量。
4月29日，周恩来率领代表团一行安全飞抵昆明。当天，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并毛泽东，报告代表团平安抵达昆明。电报说：“出国半月，因时间短促，工作紧张繁忙，许多重要会谈未能一一及时电告。准备在昆明休息几日，把重要会谈情况按专题写出报告。”
5月7日上午11点，周恩来一行乘坐的专机徐徐降落在北京首都机场。党和国家领导人刘少奇、陈云、林伯渠、董必武、邓小平等早已等候在那里了。
回到北京后，周恩来立即了解“克什米尔公主号”调查的进展情况。5月8日，周恩来接见印度驻华大使赖嘉文和印度方面负责事件调查工作的印度国家情报局副局长高。高向周恩来介绍了他在香港期间所了解的有关事件的情况。周恩来让高转告印度总理尼赫鲁，请尼赫鲁致电时任英国首相的艾登，希望英国政府告诉香港当局在调查上予以合作。并表示如果英国方面愿意合作，中方可以把迄今调查所得的材料以及今后调查可能得到的材料提供给港英方面。
5月9日，周恩来在国务院会议厅主持会议，讨论与“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相关的斗争方针和策略。
经过研究，确定了下一步的方针：争取破案，以此使美蒋在世界人民面前声名狼藉。破案的关键在于争取英国与我合作。如英表示愿与我合作，则我可向他提供有关情报，否则，供给他情报不但无益，反而可能使凶手跑掉。如英国故意不破案，则可视情况同英国进行斗争。在对英策略方面，大家认为，英国对此事有投鼠忌器的想法，一方面对美有顾虑，不敢破案；另一方面也要考虑到中英关系及自身利益的情况。因此，应采取“压”与“拉”相结合的策略。
按照既定方针，当天，周恩来接见英国驻华代办杜维廉，就“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要他转告英国首相艾登以下口信：中国政府希望英国政府能够指示香港当局同我们密切合作，使“克什米尔公主号”失事事件能够破案。如果我们把现有的材料提供给香港当局，是能够破案的。同时提出以下要求：主要是香港当局对得到的材料要严加保密，对材料中提到的涉案人员要严加监视，以防逃跑，对涉嫌的主要人物应严格审讯，并要求审讯时有中方人员在场。
5月15日，英国驻华代办杜维廉拜见周恩来，带来英国首相艾登对周恩来口信的回复，表示英国政府愿全力同中国政府合作。
当天晚上，周恩来将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和外交部情报司副司长熊向辉找来。周恩来对熊向辉说：“艾登已经同意合作破案，尼赫鲁派高氏做他的代表去香港，你就作我的代表去香港。你去后有三项任务：第一，把有关‘克什米尔公主号’的情报材料提供给香港当局；第二，把香港当局破案的情况及时报回；第三，代表中国政府对香港当局处理这个案件提出意见和建议。这件事要抓紧。这件事也非常复杂，牵涉到台湾、英国和美国。所以一定要拉住印度，共同促进英国破案。”
熊向辉接受命令后，于5月18日下午13点半经罗湖口岸抵香港，香港警察司署政治部主任威尔考亲自到罗湖迎接，并派两个便衣警察专车护送，作出非常配合的姿态。
然而，就在同一天，香港警方接到在台湾的美国民航公司保安员电话，称他们在从香港飞来班机的行李舱里发现一名“潜乘者”，经查，此人正是香港航空工程公司职员周驹。
本来，周驹在事发后非常紧张，一心想着赶紧离开香港去台湾。这时，台湾国民党保密局给香港情报站下达指令，要他们采取隐蔽措施，同时让特务转告周驹，要保持镇静。特务机关让周驹照常上班，如果被警方传讯，只要咬住不说，就不会有事，并准备从当月起，每月给周200港币津贴，以示安慰。
港英警方也曾传讯过周驹两次，但并没有采取进一步的措施，使其一直逍遥法外，并得以逃脱。中方得知周驹潜逃台湾后，立即向港英当局表示抗议，并要求其将周驹引渡回香港受审。而港英方面则称，香港跟台湾没有引渡条约，无法引渡。
在“克什米尔公主号”爆炸案中，周驹不过是国民党特务机关收买利用的一个工具，而并非幕后的罪魁祸首，而港英当局在随后的结案声明中仅仅指控周驹一人有罪，将一些证据确凿的要犯予以无罪释放，驱逐到台湾。该案最终未能将凶手绳之以法，成为历史的一大遗憾。
今天，在苍松翠柏掩映下的八宝山烈士公墓，矗立着一座高高的纪念碑。纪念碑前镶嵌着一块汉白玉浮雕，浮雕上一只和平鸽在展翅高翔。它的正面镌刻着周恩来亲笔题写的“参加亚非会议的死难烈士公墓”几个大字，背面刻着烈士们的姓名与简历。石碑上刻有记载烈士们殉难经过的碑文，最后一句是：“为和平、独立和自由事业而光荣牺牲的烈士们永垂不朽！”

谁是幕后凶手 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全揭秘

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是一次发生在冷战期间的政治谋杀事件，针对的主要目标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
克什米尔公主号（英语：Kashmir Princess），印度航空的一架洛克希德星座型（Constellation）民航机，注册编号VT-DEP。1955年4月11日，克什米尔公主号执行包机任务，从北京经香港飞往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原定乘载中共代表团前往万隆参加万隆会议。在香港启德机场停留期间，被国民党特工买通的一名启德机场清洁工按照其要求将炸药安上飞机。飞机在接近印尼海岸时爆炸，机上除3名机员生还外，11名乘客及5名机组人员罹难。由于周恩来临时改变路线，所以此次刺杀行动失败。

“克什米尔公主号”空难是怎么回事？

“克什米尔公主号”空难过去已经47年了。最近，当年任职台湾保密局侦防组组长并参与策划这一事件的谷正文在台发表谈话，证实这一空难事件确系当年国民党特务机关为暗杀周恩来所为。

1955年4月18日至24日，第一次亚非会议在印度尼西亚首都万隆举行。这是第一次由广大发展中国家自行召开的大型国际会议，我国政府为了广交朋友，扩大国际影响，树立新中国的良好形象，决定派出以周恩来为团长的代表团应邀出席大会，并租用印度航空公司的“克什米尔公主号”客机，取道香港前往万隆。

4月11日，参加亚非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工作人员、越南代表团工作人员和随同前往采访的中国、波兰和奥地利记者共11人，他们是代表团的工作人员：石志昂、李肇基、钟步云；记者：沈建图、黄作梅、杜宏、李平、郝凤格；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工作人员王明芳；波兰记者斯塔列茨；奥地利记者严裴德。此外尚有印度高级驾驶员德·克·贾塔尔上尉和其他七名机务和服务人员。他们乘坐由代表团包用的印度国际航空公司的“克什米尔公主号”客机，自香港起飞前往雅加达转赴万隆。该机在飞越北婆罗洲沙捞越附近上空爆炸起火，机身坠入海中，除三人幸运生还外，机上其他人员遇难。幸运生还的乘务人员是：副驾驶员狄克西特、领航员帕塔克、地勤机械师卡尼亚。

此时距雅加达约有1小时30分钟的航程。

4月12日，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指出这绝不是一般的飞机失事，而是台湾当局特务机关在美国支持下有意制造的谋杀。4月17日，北京各界举行追悼会。

第二年，英国发表声明，指出“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被破坏事件，是蒋介石集团指挥它在香港的特务机关在飞机右翼内部安置定时炸弹所造成的。最新解密的资料显示，这次谋杀事件主要目标是原定登机的周恩来总理，但由于周恩来因临时改变了行程，才幸免于难。

据生还的人员回忆：飞机于4月11日12时15分自香港起飞，天气很好，飞行情况完全正常，与地面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大约在当地时间下午4时50分，正在纳土纳岛附近上空正常飞行，突然听到了一声爆炸声，浓烟随即进入机舱，行李间发出了火警的信号。机长随将情况的严重性告知乘客，遵照乘务员的意见，他们都穿上救生衣。接着，舱外冒出了一股火苗，并且迅速蔓延到飞机的右翼。这时整个飞机的内部，包括驾驶舱都弥漫浓烟。他们向地面几次告急，本想选择附近机场降落，但已来不及。机长贾塔尔决定立即向水上降落，飞机已经完全失去平衡，下降是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进行的。飞机猛烈地撞击水面，机头与机身分裂成两段，生还的三个人就是在这一刹那间从飞机分成两段的空隙中被抛出海面，接着机头与机身几乎立即下沉。他们被抛出海面后，游了一段路，到达一个小岛，后来被英国的快速护航舰“丹皮尔”号救出，并送到新加坡。

台湾的国民党则极力否认，加上香港当局没有抓获“凶手”，所以，47年来，这件暗杀周总理空难事件的“真相”，一直是海峡两岸的历史悬案。

最近，参与策划此事的谷正文，终于站出来打破“沉默”，坦承是国民党主谋放的炸弹，他说，参与此事的赵斌丞和陈鸿举两人已经过世，如今他说出事情真相，台湾官方一定会觉得某种程度的难堪，甚至攻击他疯言疯语不足为信。不过谷正文还是要说：“从世界各国的历史来看，类似这种政治谋杀事件多得不胜枚举，事实就是事实，我不想将这件事带进坟墓。”

事件的经过是这样的：

当台湾特务组织获悉周恩来总理将率中国代表团包租印尼航空公司“克什米尔公主号”由香港飞往万隆开会，认为专机在香港加油短暂停留期间，是暗杀周恩来总理的绝好时机，于是决定趁此炸机。台湾派往香港从事颠覆的特务，一个叫赵斌丞，是台湾保密局敌后部署组组长，此人是戴笠得意的学生之一；另一个是组员叫陈鸿举。

赵、陈两人进行了密谋，制订了暗杀计划，即：潜到“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安放定时炸弹，时间一到，炸弹在空中爆炸，飞机和乘客都被炸得灰飞烟灭，同时犯罪证据也将被炸毁，即使大陆怀疑是台湾干的也毫无办法。为确保暗杀计划执行成功，两人认为关键是要找到一个可靠的放炸弹的人，这个人既能接近飞机，又不会引起人的注意。赵、陈两人在机场勘察一阵后，终于找到一个合适的人选——小郑。

小郑是香港人，本名叫周驹，是香港启德机场的清洁工，20来岁，单身，有个嗜赌如命的父亲。周驹个子瘦小，长相普通，在机场打扫清洁卫生，有条件接近飞机，鲜少引人注意，赵、陈两人比较满意。

赵、陈两人找到周驹，威逼利诱双管齐下，许诺只要把炸弹放上飞机就给周50万港币。周驹在重赏之下，接下了暗杀周恩来总理的罪恶勾当。

赵斌丞与陈鸿举安排妥当后，特地从香港赶回台湾，向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口头作了汇报。毛人凤一听，觉得计划可行，事成可以立一大功，就同意了。当时赵、陈两人怕奖赏金额过高，遭毛反对，不敢向毛人凤提起50万港币酬金的事，没有办法，只好央请有“地下局长”之称的谷正文出马为50万港币游说。

谷正文时任保密局侦防组组长，听了计划之后立表赞成，他认为暗杀中共领导人物，本来就是特务的工作，况且暗杀计划天衣无缝，成功的可能性非常大，如果事成还可借此给香港政府施加点压力，因为在此之前，香港对台湾特务不太客气，抓到就判重刑。

谷正文建议赵、陈两人最好前一天就带周驹住在旅馆，并将他的父亲扣作人质，免得周驹临阵退缩，坏了整个计划。

4月10日，赵、陈两人从台湾带着50万港币利用货船偷渡至香港，与周驹住进旅馆，将现金交给周驹的父亲保管，当晚，除了交给周驹炸药外，同时还教会他如何使用，并就暗杀计划细节反复进行了演练。

4月11日，周驹跟往常一样去机场上班，携带台湾特务交给他的炸弹顺利通过例行检查。

他带的炸弹叫做TNT，是一种高科技的产品，一直由美国中情局提供台湾情报网使用。为应付机场的安检，炸弹特别做成牙膏模样，由于机场允许工作人员携带简易的盥洗用具，因此，周驹带炸弹通过安检时，没有被查出来。

4月11日早晨，周驹负责三架飞机的清洁工作，其中就有中国代表团乘坐的来香港加油做短暂停留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他内心十分紧张，但表面上却神色自若地跟着一组工作人员进出，在打扫“克什米尔公主号”机舱时，他钻进行李舱安装了定时炸弹，然后神不知鬼不觉地躲到飞虎将军陈纳德停在香港的民用客机内。其实周驹在与台湾特务商量退路时，就提出躲在陈纳德飞机的机轮间，因为一般人不会想到那么狭小的空间能藏人，而且这架飞机经常来往于港、台间，是最方便不过的了。

当天上午，陈纳德的飞机从启德机场起飞降落在台湾松山机场，飞机停稳后，周驹突然从飞机上跳了下来，引起一阵骚动。保安司令部设在机场联合检查处有一位姓赵的上校，抓住周驹，以为来了一个“偷渡客”，一通电话打到保安司令部。

谷正文获知是周驹提前到了，来不及吃中饭，立刻带了两人坐吉普车赶到机场接人。到机场时，姓赵的上校不让谷正文带走周驹，吵嚷着从飞机上“跳”下来属违法，一定要严办。

谷正文担心不明就里的赵上校吵闹不休惊动媒体，因为“克什米尔公主号”尚未起飞，周驹绝对不能曝光，不得已，谷正文只好板下脸孔，说是“老先生亲自交办的”，如果消息见报，一切后果自行负责。后来这位赵姓上校，还是因为这件事被免了职。

谷正文从机场接回周驹后，将他带到延平南路有“南开大学”之称的南所，让他洗澡吃中饭，休息一下。

当时，蒋介石并不知道保密局炸机的举动，事件发生的第二天，毛人凤才向蒋介石报告，并对周恩来幸免于难深表遗憾，蒋介石听完后，非但没生气，还褒奖有嘉，觉得给大陆一个“下马威”，挫挫士气，没有什么不好，因此签下9000元美金，犒赏有功人员。

事件发生后，台湾媒体一反常态，对这起重要新闻，三家晚报均以不太显著的版面处理，《中央日报》第二天更是只字未提，直到第三天才在第二版以不到50字的内容交代了事。

虽然台湾当局始终低调处理这件空难，不过由于罹难人员包括几个国家，在国际舆论及我国政府的压力下，为求破案，香港政府曾雷厉风行展开一连串调查审问，查出系周驹所为，但凶手已不知去向，后来其父在案情曝光后由台湾特务安排偷渡到台湾，父子俩改名换姓，至今仍逍遥法外。由于凶手没有归案，案情的来龙去脉仍是个悬案。

周总理能逃过此劫，一方面是因为接到缅甸和印尼总理的邀约，临时改变了行程；另一方面也得益于我公安机关提前获悉了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暗杀阴谋。

现在在八宝山烈士公墓中矗立着一个高高的纪念碑，碑上刻着周恩来总理的亲笔题字：“参加亚非会议的死难烈士公墓”。石碑的背面刻着11位烈士的姓名与简历。石碑上还有记载烈士们殉难经过的碑文，碑文的最后一句是：“为和平、独立和自由的事业而光荣牺牲的烈士们永垂不朽！”

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的结果

先是莫斯科传来消息说客机中途爆炸坠毁在南中国海。不久，几家外国通讯社报道了这个消息。而台蒋电台早已播发了“周恩来座机坠毁”的新闻。
当时，殉难者名单还没有拿到，“大家又是担心又是悲痛，聚集在总理屋里，彻夜不眠等待北京的消息，并且再次讨论总理该不该放弃万隆会议。但是，总理很坚持。”
成元功记得，直到天亮，大家才散去，周恩来回到自己屋里，读完邓颖超的来信，写下了那封著名的“昆明回信”。
2009年清明，钱嗣杰如常来到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这里埋葬着他曾经的战友、兄弟、同事、还有领导。在一块刻有周恩来亲笔题写“参加亚非会议的死难烈士公墓”字样的纪念碑前，他长久伫立，碑的背面是“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中离开的11位烈士的姓名和简历，钱嗣杰不用看，就能默诵出这些在梦里叫了千万遍的名字：沈建图、黄作梅、李平……
“有时候回头看看，我就想，这50年是多活出来的。”54年前，身为新华社万隆会议特派报道组中两个幸存者之一，钱嗣杰的生命阴差阳错地得到了眷顾。
飞机在中国南海上空爆炸时，27岁、告别新婚妻子、第一次出国参加国际会议的钱嗣杰正身在雅加达一家旅馆里，紧张地等待着自己的同事与领导抵达。
此前，他和报务员刘茂俭带着长长一列清单，被先行派到香港采购报道设备。东西还没买，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黄作梅做了一个决定：外交部两位信使从香港乘船前往万隆，随身携带很多重要东西，为了安全，让钱嗣杰与刘茂俭两个小伙子陪同前往，器材则由自己来负责购买带上飞机。“当时我们两个一肚子不乐意，只能搭船走了。”
就这样，在海上漂了7天7夜后，钱嗣杰到了雅加达。“知道11号大部队要来，我一大早起来，激动得坐立不安。”
房间里的无线电开着，消磨着时间，“突然有消息说中国代表团飞机爆炸……”钱嗣杰没有再说下去，那一刻的记忆于他而言，其痛苦并未随岁月消减。
出发前，又是战友又是同事的李平拍着他的肩膀说：“小钱，别担心，晚上我帮你整理照片。”
在钱嗣杰的脑海里，那些曾经年轻的脸庞依然年轻，“那会儿，沈建图的妻子已经怀孕9个月，他是印尼归国的才子，亮闪闪的眼睛，英语比汉语说得好；黄作梅也是才子，做事有点马虎……”
除了振作起来，似乎找不到更好的方法。“我要替他们完成未了的心愿。”万隆会议上，钱嗣杰5天5夜没有睡觉。

讲述中共特工去香港调查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的电视...

有部不怎么有名的电视剧《使命，保卫刘少奇主席》中有这个片段，当年我们也报复了台湾军情局香港站，诛灭了全站的国民党特工。

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

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是一次发生在东西方冷战期间的政治暗杀事件，针对的主要目标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 克什米尔公主号（英语：Kashmir Princess），印度航空的一架洛克希德星座型（Constellation）民航飞机，注册编号VT-DEP。1955年4月11日，克什米尔公主号执行包机任务，从印度经香港飞往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原定乘载中共代表团前往万隆参加万隆会议。在香港启德机场停留期间，被国民党特工买通的一名启德机场清洁工按照其要求将炸药安上飞机。飞机在接近印尼海岸时爆炸，机上除3名机员生还外，11名乘客及5名机组人员罹难。由于周恩来临时改变路线，所以此次暗杀行动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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