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中尔甲，藏族，著名民族歌手，四川阿坝州人。1969年8月6日出生在四川阿坝州。1991年毕业于四川阿坝师专中文系，同年分配在金川县观音桥乡中学任教；1994年调至九寨沟民族艺术团担任首席歌手、团长等职；2000年签约广州陈小奇音乐有限公司，成为其旗下签约歌手；2001年在九寨沟创建“容中尔甲演出中心”，任团长及首席歌手。2011年3月正式签约北京诚利千代文化传媒有限公司。2011年发行历时八年创作，以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为背景的音乐大碟《藏谜·牧人之歌》，2012发行全新励志单曲《为梦想领跑》

心目中，高原是神圣的，彝山是高原的精华。

 

　　 是远古的特提斯海退却后扶摇上升的一粒盐，是亿万年绵延不绝的一缕清风的消息，是千秋万岁的太阳遗落的一抹光线，是宛若石头永远不朽的一种腔调。

 

　　 其实仅仅是一种颜色——色如正午乡村成熟欲滴的樱桃，和秋收时节山坡上灿然似火的苦荞粒。

 

　　 这种颜色不是绽放在花朵上，而是绽放在彝山人的面颜上。

 

　　 这种颜色，名叫“高原红”，是苍茫大地赐予彝山人特有的一种情愫，一种境界，和一种生命回报。

 

　　 “高原红”我最早见于反映彝山风情的一组画报上，是一幅幅男女老少在烈日下汗渍累累的人物特写。这些人脸上都挂着一种特有的颜色——宛若朵朵散发着呛鼻汗味的马樱花。这种颜色在高原强烈的阳光紫外线辐射下灿烂成一种十分普通的幸福标记——红润坚实的脸庞。我的心被这种特有的颜色深深震撼，和折服。这一幅幅题名为“高原红”的画面便永久深刻地印在了我的脑海中，定格成一种幸福的记忆，风风雨雨中慰藉着我度过了饥不果食的苦难童年，走过了一段又一段风雨兼程悲喜交集的人生旅程，从小理喻了人生幸福的含义。

 

　　 无声岁月在彝山土地上扎根，开花结果，彝山便有了男人、女人，有了火把，有了“三跺脚（彝人舞蹈）”，和醉翻天的“老白干（烈性烧酒）”。

 

　　 总以为“高原红”是伴随着彝族人抑或长时间生活在彝山的其他种族成年人特有的标记，不曾想到这种标记也会徘徊、驻足在生长在这块土地上的孩子们稚嫩的脸上。第一次产生这种感觉是在金沙江峡谷沿岸永仁县一所叫“么苴的（彝族地名）”的县属小学校里，是我送六岁的儿子到学校入学报到的时候，那时我们一家刚从乡下搬到城里。

 

　　 在教室，一大窝孩子围在一起，老师把我第一天走进学校的儿子引荐给他的同学。都是陌生的面孔，却又都有一种似曾相识似有似无的东西挂在脸上。老师介绍这些娃娃的民族成分时，百分之八十的孩子竟然都来自彝族乡村。这些娃娃脸上都挂着一层黑里透红淡淡的光泽，那是彝山人所特有的。我儿子脸上，那种彝山人特有的色彩显得更为明显，这或许是刚从乡下搬来的缘故。那一刻啊，我心中突然间涌起一种很特别的自豪感，那种自豪感我相信是很多人所无法感受和理喻的。其实用不着说，彝山人这种特有的标记很明显，跟大人一样，孩子们稚嫩的脸上生来就繁衍着“高原红”顽强不屈的生命色素，烙印着和鸡猪牛羊一起成长的经历。这些孩子以自己浑然不觉的、甚至是皴裂的“高原红”的小脸，天真好奇地互相打量着，似乎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幸福满足感。我发觉这种满足感在我儿子脸上显得更为特别，因为他脸上似乎比其他孩子多了一层羞怯又毫不示弱山石般坚硬的色素。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心深处对彝山人就产生了一种永久特别的恋情。再后来，由于工作、家庭和生活的原因，人到中年的我从一个边远的彝山小镇调到彝州首府鹿城，一家人举家离开生活了几十年的故地，心中都有种深深的依恋和失落。送儿子到州府一所新的学校就读初二时，看着土里土气的孩子，更加深了我对彝山“高原红”特有的感受。这所学校里的学生，大都来自彝山的各个角落，也有部分来自外地甚至是云南高原之外的省份他乡，因而就存在一些特有的差别，当然这种差别包含了外在特征和内在性情两个方面。彝山人大多长得黑里透红，且身强力壮，性情本分，但有些倔强；外地人则显得较为温和，外貌长得白净，却似乎缺少一种粗犷豪放的性情。当然这只是一种带普遍性的感性特征，不能一概而论。在这种有些特殊的人文环境里，彝山人那种特有的本性在我儿子身上显得更为明显——本分、天真、倔强，不屈于任何压力。我无法言说，这种特性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其实如果只是简单的用好或不好一词，根本说明不了其中的真正内涵。

 

　　 就在那一瞬间，我突然意识到对一个人来说，成长竟是一种深刻的痛，就像眼前这些天真烂漫的孩子，个个都伴随着明显而深刻的不同印痕——高原强烈的紫外线让他们从外到内都受到了一种生命的锤炼和洗礼。我的心被猛烈挤压了一下，生疼，却又塞满如火的激情。

 

　　 疼而痛，痛不由己的心又刺痛了我的眼睛，眼睛即刻模糊成一片漫山遍野的红色。那一刻，我无法抑制地迅速转过身去，把自己狠狠关在那肆无忌惮的欢声笑语之外，任汪洋泪水恣肆淹没脚下苍茫巍峨的雄性山脉。从那一刻，我对彝山高原厚重与博大的内涵才有了更真实的感悟。

 

　　 原来，一切都由不得我们，“高原红”既是彝山一种厚重的标记，更是一种彝山特有的视觉，和灵魂。彝山“高原红”绝不仅仅是指一种艳丽的色彩，也绝对不是局限在一朵花、一个少女身上，而是针对于所有高原人、特别是彝山人而言的一种生命特征。千百年来，在高原干燥黐离的风蚀滋润下，“高原红”一如年深日久的化石，闪闪发光渗透进了高原血脉的心脏。

 

　　 厚重总是与久远相伴，所以有一张被“高原红”如影相随了三十九年山村老教师的脸，谁人见了都会产生一种惊心动魄的震撼。这位老教师叫周有贵，乌多所咪啦小学的校长。第一次偶然见到他，他脸上挂着一种极富磁性的温暖笑意，眼睛里布满永久驻留的缕缕血丝。他的嘴微微张着，嘴唇是比赤铜色更醒目的褐紫色，使嘴唇看起来好像板结得没有了弹性，就像阳光暴晒过的坡田坡地。我知道这并非什么疾患所致，我知道这张与众不同的脸上浓缩着三十九个春秋的天与地。这个年头之前，我还不曾出世。而今，这位山村老教师已经老得像一截干枯了多年的树桩，他培养出的学生却成百上千，有科学家、作家，有工程师、教授，有将军、学者……他的生命和激情，乃至灵魂，全部延续到了学生身上，耕耘点缀着高原的每一寸土地。想起这张脸，我就会突发一种凛然，仿佛有一阵风，隔着八千里路云和月，从岁月底层深处吹出来，吹得我眼睛阵阵发痛，流泪。

 

　　 “高原红”还是一种自豪的标记。山村老教师的脸，让我对生命的感慨又深化了一步。

 

　　 “高原红”是彝山的象征，它不仅叠印在所有高原人的表象上，而且是深深渗透到每个彝山人的骨子里，如铁块投在熔炉里，经高温，化开了，沿定形的模道流淌出来，成了一种与日月样永久的坚强雕塑，让彝山高原的任何日子都犹如烈风中的荆棘之火，变得有滋有味，有模有样。这是经受过岁月洗礼的标记，忠诚，又坚忍不拔。

 

　　 “高原红”还是一种人生美丽的标记。这标记是针对彝山里的每个人而言。不论高贵或卑微、富有或贫穷，不分男女老少，实际上彝山的每个人都爱美。记忆中最搁不下的是许么都里彝村一个没有太阳的日子。那天恰逢赶集，我和一个朋友正好路过，两人便坐在路边的山脚下，看那三五成群的彝族女子不知从何处走来，又向何处走去。她们的头上都插着红得耀眼的马樱花，脸颊上一律涂抹了圆圆的胭脂红，嘻嘻哈哈说笑着，匆匆从我们面前的土路上走过。那天的天上没一朵块状云，云是灰啦啦连成一片的。在灰色天空衬托下，那群彝山女人脸颊的胭脂更显得浓艳。烈日下她们长及脚面的羊皮黑袍随着脚步发出唰唰唰的声响，面颊上的胭脂，仿佛也唰唰唰的越走越浓。稍远处传来纷乱的嘎嘎叫声，抬头，见是对面山上天葬台上空乱云飞渡似的盘旋着无数黑嘴乌鸦。那一刻，我竟无意的把那方乌鸦与这方胭脂连在一起看，看在同一方美丽天空下。此时我有种说不出道不明的感觉，明明存在，却又似有似无，抓也抓不住，却跃跃欲试。于是，我又瞬间由喜而悲。我终于明白，“高原红”对于外乡女人，是一种不成美丽的忧伤。

 

　　 遵循大多数人的习惯，初来乍到的外乡人特别是外乡女人总是躲避阳光。外出时一顶遮阳帽是必不可少的，还有琳琅满目的化妆品——条件优越的，就会以诸如含了金铂之类的防晒蜜打底，外加一层高级防晒霜；条件稍差的，也要在脸上涂一层诸如“青油膏”、“美佳油”之类防晒的东西。久而久之，渐渐发现，帽子不过形同摆设，防晒霜也没多大效力。“高原红”仿佛安装了轮子，以滚动前进的方式，不声不响却势不可挡地覆盖了这些外乡女人的脸颊。这样就不得不逼着她们想方设法遮遮盖盖，并从中总结出只有一种化妆品用途最大，就是白色香粉，厚厚地涂上，给裸露在外的脸穿上一层白衣服。这层白衣服的功用实际上更多是给了她们一种心理慰藉，作用不大。因为在高原，白色是难以遮盖红色的，涂薄了不济事；涂太厚也不合适，脸庞一动弹，粉沫就扑簌簌往下掉。中间适度根本找不到，索性就往厚的涂，掉够了就不掉了，总有一部分滞留在脸上，白里泛着红，谁都别笑话谁。

 

　　 于是，从这些外乡女人身上，我对“高原红”有了更深刻的感触，对生命的脆弱与坚强有了更深的感悟。丽人如瓷，美人如玉，这是我们永不再来的过去。我们从此与绿陶花样的水池分离别处。

 

　　 其实，我们就像晾晒在太阳光下的盐巴，无可奈何，无处逃遁。我们就像盐巴和石头，在阳光下接受大自然的审讯和洗礼。我们不必逃遁——正午时刻的阳光下，我们可以在盐巴和石头上，开出串串耀眼的红马樱。

 

　　 因为，高原是永恒的，与宇宙同岁。

 

　　 “高原红”是高原的精华和灵魂，人永远是宇宙的万物之灵。从这个意义上说，彝山人是伟大的，因为她们用自己泥土样朴实的灵魂装点了高原，让高原充满了爱和恨、忧和乐，传宗接代充满了生机，何况我们还有“元谋人”这块人类祖先的诞生地。因而彝山人永远值得骄傲和自豪。

 

　　 彝山不老。

 

　　 “高原红”永远不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