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土圣叹
古镇甪直有座“王韬故居”。王韬这个人,以前在历史课本中关于洋务运动的一节,似乎见过他的大名;后来,学中国新闻史,知道他又是新闻界的先驱者之一;不过,真正对此公留下深刻印象,还是在读小说《曾国藩》的时候。
在那部小说中,王韬的形象颇为不佳:有着浮肿的金鱼眼,是个浪荡不羁的破落文士。他前去投靠曾国藩,曾却瞧不上他,没有接纳到自己的幕府中来。曾国藩的主要策士赵烈文建议杀掉王韬,免得他投靠太平军,为敌人所用,曾国藩没有同意,理由是他断定此人今生不会有什么出息,就算投靠太平天国,也折腾不出多大的动静来。
在晚清,曾国藩的“识人之明”,连左宗棠都自叹弗如。他对王韬可算看到了骨子里了。后来,王韬果然试图投靠太平天国,上书占领苏州一带的李秀成手下的一个军官,可惜机不逢时,江南的太平军很快就被李鸿章的淮军所扑灭,王韬的信件被搜出,遭到李鸿章通缉,只好亡命海外,靠跟洋人合作翻译书籍混碗饭吃。
晚年的王韬得到李鸿章默许,返回故里甪直,回首浮生,他在自家的厅堂上,挂出了一幅对联:短衣匹马随李广,纸阁芦帘对孟光。
这是一幅集句联,也是两句牢骚话,分别发自杜甫和白居易。上联出自杜甫的《曲江三章,章五句》;下联出自白居易的《香炉峰下新卜山居,草堂初成,偶题东壁》。
王韬本人的最高“学历”,只是个秀才,成年后出外混世谋生,虽“学贯中西”,但终究没有深厚的旧学根底。这幅对联是集句,有些地方还是值得推敲的。比如,上联杜甫诗中的“短”和“匹”分别是形容词和量词,下联的对句中没能体现这个特点(这是一幅好联的关键性特点);而且,下联引用白居易的诗,还引错了,原句是“著孟光”,而不是“对孟光”。
虽有小瑕疵,但此联还是很好地体现了王韬当时的心境:岁月蹉跎,一事无成,只得退守桑田,不问世事。
要很好地理解这两句话,必须回到杜甫、白居易的诗中,因为这两位作者写下这些无可奈何的文字时,正处于他们一生中最黯淡、最消沉、最看不到希望的阶段。
杜甫发誓要“短衣匹马随李广”的时候,是唐玄宗天宝十一年(公元752年),此时杜甫已经在长安无所事事地过了五年,经历了两次科举的失利。年过四十的杜甫放下颜面,给唐玄宗上了《三大礼赋》,希望能以此途径得到皇帝的赏识、任用,结果只得了个“待制”的虚衔,没有什么实质职务。走投无路的杜甫,想到自己的老家终南山下还有些薄田,于是想打道回府,回家做个田舍翁,以度余生。
表达杜甫这种心境的,就是《曲江三章章五句》,这是杜甫所独创的诗体,七言五句,诗中流露出后来苏轼深有体会的那种心如死灰的悲凉情感,有如哀鸿独叫,其第三首如下:
自断此生休问天,
杜曲幸有桑麻田,
故将移住南山边。
短衣匹马随李广,
看射猛虎终残年。
刚到四十的杜甫已经“自断此生”,知道自己再也不会在科名上有所成就;在第二首诗中还说“吾人甘作心似灰”。这种心理状态,使杜甫觉得自己简直就是汉朝的李广,空有才能和大志,但生不逢时,值得郁郁而终。
相比之下,另一位牢骚满腹的白居易,境遇要比杜甫好得多。白居易少年得诗名,不到三十岁就考中进士,仕途顺利,四十四岁时因上书言事得罪执政者,被贬江州司马,遭遇了有生以来的最大困顿。不过,和柳宗元比起来他算幸运多了,因为此时柳宗元刚度过他造贬以来的第二个年头。
柳宗元到江州的第二年,就在庐山香炉峰下修起了草堂,落成时共有二十二个人参加典礼,白居易为此山中草堂写了不少诗,其中一首为《香炉峰下新卜山居,草堂初成,偶题东壁》:
五架三间新草堂,石阶桂柱竹编墙。
南檐纳日冬天暖,北户迎风夏月凉。
洒砌飞泉才有点,拂窗斜竹不成行。
来春更葺东厢屋,纸阁芦帘著孟光。
诗中说“纸阁芦帘著孟光”,是说自己要和家人一起在这山中简陋的茅屋里安度岁月;在另一首写草堂的诗中,他进一步说道:“舍此欲焉往?人间多险难!”
白居易的山中岁月并没持续多久,两年后他被启用为忠州刺史,又三年,获任杭州刺史,此后还担任过苏州刺史。五十一岁的白居易在赴杭州时,特地路过庐山,又看了自己的草堂,那时,恐怕早已将当年的牢骚忘得干干净净。
也许杜甫、白居易的牢骚只是一时的激愤之言,不过,当在外遇到挫折时,想归隐田园,确是古往今来的人们恒久的心思。想短衣匹马随李广的,也并不仅仅是杜甫,许多壮志难酬的人,许多生不逢时的人,许多不同流合俗的人,困顿无助的人,都会想到家乡明媚的田园,温柔的灯光,home ,the sweet home.
苏轼在为自己寻找终老地时说过:“短衣匹马非吾事,只拟关门不问天”;辛弃疾也曾说过:“谁向桑麻杜曲,要短衣匹马,移住南山。”一千年后,自海上归来的王韬,终于认清了世事的艰难,也向往着“短衣匹马随李广”了。
王韬毕竟还是幸运的,他在家乡有一所大宅子,可以真正过着“纸阁芦帘”的日子。像我这样,早年流落异乡,在家乡已经无田无宅的人,纵有短衣匹马的愿望,有纸阁芦帘的规划,其实又能何之呢?